湘女廖静文口述一生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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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鸿的那个与别人同居的夫人（蒋碧薇）知道了我们订婚的消息后，就提出来要办正式离婚手续，但要求悲鸿给她一百万生活费，画一百幅画，还要悲鸿把收藏的四十幅古画送给她，另外还要悲鸿每个月给四万块生活费。

悲鸿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不在一起了，但还很珍惜过去的感情，不愿意伤害她，所以她提出的这些要求悲鸿就都答应了。

一开始悲鸿画了五十张画送去给她，她退回来二十多张，说画得不好，要他重新画。悲鸿很生气，说给你的画都是我签了名的，不好的我不会签名。在老画老退的情况下，悲鸿也请了很多朋友，让大家说说公道话。但那些朋友都知道他的老婆与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同居，不敢得罪，反而帮她说话。甚至有人说那就把你没卖的画打开来让她挑，悲鸿不同意。这事一直拖到抗日战争胜利，她要跟那个宣传部长回南京去了，急着拿够一百幅画和一百万块钱。悲鸿托人在昆明卖了很多画凑足了钱，也给足了她一百幅画，这样才请律师到场办了正式离婚手续，那天是年12月31日。

徐悲鸿笔下的廖静文结婚

我跟悲鸿是年1月14日在重庆结婚的。结婚时，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吃饭基本吃食堂，吃的是那种配给的发了霉的平价米，喝水只能喝泥塘里的水，连到嘉陵江去挑的水都买不起。我们结婚的时候生活是很艰苦的，我并不是为了追求和悲鸿过很好的物质生活才与他结婚的。其实自从我认识徐悲鸿开始，看见他一直过的是艰苦、质朴的生活，甚至生病时多次手头拮据得无钱付医药费。

结婚后的年，国民党的很多人都迁到南京去了。当时悲鸿留学德国的同学朱家骅是中央教育部部长，他聘请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北京，那天是年8月30日。

刚到北平我们是租房子住，后来悲鸿的学生在上海替他开了一个画展，用卖画的钱在北平买了一个房子。我在重庆结婚后就怀了徐庆平，为什么取名“庆平”呢，是因为在重庆怀的，在北平生的。第二年又生了徐芳芳。

徐悲鸿与廖静文及一双儿女丧夫

悲鸿是年去世的，那年北平艺专已改叫中央美术学院了，悲鸿是院长。年结婚到年悲鸿去世，也就只有七年。那年庆平才刚刚六岁，芳芳五岁。

悲鸿死得突然，所以他没有留下遗嘱。他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坐在主席台上，从早到晚开会，在会后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宴会上突发脑溢血，医院以后几天就去世了。

悲鸿家里父母已过世，没有兄弟姐妹，悲鸿一走，家里只剩我跟两个孩子。医院回到家里，中央美院派人来看望我，晚上给我吃安眠药，好让我能够入睡，可是夜里醒来我又哭。六岁的儿子庆平很懂事，他学着大人劝我说：“妈妈，爸爸已经死了，你哭也没有用。”劝完我他自己拿被子蒙着头哭了起来。女儿五岁，她还不太懂事，她就问我：“妈妈，人有两条生命没有，爸爸死了一回还能活过来吗？还能有一条生命吗？”当时境况非常凄惨。

每天我们在家里都是等着悲鸿回来吃饭，突然没有悲鸿了，我都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悲鸿在法国时就认识周恩来，周总理对悲鸿最关心，他看我那么痛苦，就劝我：“你是不是到外面去旅行下，暂时忘记悲痛，以后再回来。”我说：“不行，我不能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照顾。”悲鸿死了以后眼睛还是睁着的，中国人常讲最悲惨的是死不瞑目。悲鸿为什么会死不瞑目，我想是因为他放不下两个幼小的孩子，也放心不下他的美术事业。从我在悲鸿身边工作开始，就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在任何困难面前，他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追求自己的远大理想。他的突然去世，与几十年来不知疲倦的操劳很有关系。

病重的徐悲鸿与病床前陪伴的廖静文自立

所以，我想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也应该为悲鸿以及他的美术事业做点什么。于是我跟周总理说：“没有了悲鸿，家里就像空了，我也不想到外面去旅行，我想到北京大学去读书，因为我跟悲鸿结婚的时候我是想进大学的，现在悲鸿死了，我还想回到大学去读书。”周总理也很赞成，他亲自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推荐我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我打电话给老家的父亲，让他找了一个保姆给我照看孩子，我就进北大去读书了。

当时在北大读书很不容易，上课的时候老想着悲鸿死的事，一边上课一边流泪，也挂念两个小孩，所以上了两天我感觉还是不行，我要回家跟儿女在一起。当时北大的女同学都劝我不要回去，说你回去还是要痛苦的，你在集体生活里面会忘掉很多。我很感谢她们，是她们把我留下来的。那时礼拜六上完最后一节课午饭也不吃我就往家里跑，因为一个礼拜没有看到儿女了，非常想他们，他们也想妈妈。

廖静文捐赠

当时我要去北大读书，我想悲鸿所有画作、所有珍贵收藏，还有他那些画册资料，交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方式。所以我把家里的钥匙送到文化部去，交给文化部沈雁冰部长，请他们到家里去把悲鸿所有的画和所有的收藏都清点出来，所有的书也清点出来，都交给国家保存。周总理说：“既然东西都交给国家，那就拿过去造纪念馆吧。”当时才刚解放，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没有钱盖纪念馆，我就把唯一的住宅也捐给国家，做了纪念馆。周总理还亲笔写了“悲鸿故居”四个字。

这个故居是个大院子，有二十多间房子。此前，悲鸿考虑到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若他比我死的早，我也能有个好的房子住，所以用我的名字买了这个大房子。捐的时候我把房契也交给国家了。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费了很多周折，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之下，徐悲鸿纪念馆里的书画等东西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都是国家财产，我遇到再大困难也要保护好。

廖静文展示徐悲鸿作品建馆

当时国家要修地铁，老纪念馆被拆掉了。后来年，我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要求再建徐悲鸿纪念馆，以便把这批国家财产保护好。毛主席批给周总理办，周总理派人通知我，我非常感动。我拿着这个批件去找建委、房管局，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材料都要批了以后国家再调拨，还要国家批地皮，还涉及到拆迁。

当时中国正处于特殊历史时期，找人办事很难。那时我六十岁左右，为了拆迁那些房子，我几乎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站在房管局局长门口，去等局长上班，好求他给我们解决地皮拆迁问题。我这样吃了饭就去求，整整求了一年时间，才腾给了我们地方。那时候我还跑得动，什么事都是自己跑自己求，这样跑了十年，才把纪念馆盖了起来。年批的，年盖起来开馆，就是现在的徐悲鸿纪念馆。

以前展室太少，悲鸿的画只能展出一小部分，他的收藏就更不能展出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好，对文化事业也越来越重视，国家将扩建纪念馆，预计今年十月份拆建新馆，明年完工。建成后的纪念馆将由原来的两层扩建成四层，将会有二十多个展厅，展室也加宽很多。晚年得知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喜出望外，我已经90岁了，跑不动了，相信北京市文物局会把这个工作做好。

徐悲鸿的画与收藏当时我全部捐献给国家了，到现在一张画都没有丢。悲鸿死了以后，房子我也捐给国家做了纪念馆，从那以后，我很多年都是租房子住，直到现在也没有我自己的房子。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儿子买的，他出了一百万人民币，我出了十万，房产证不是我的名字。我没有任何产业，等我死了没有什么遗产，我现在就靠自己的工资生活。

廖静文书法作品教子

徐庆平、徐芳芳，从小我就教育他们，要像爸爸一样用功读书，他们在小学就是三好学生，中学也是最优秀的学生，大学毕业样样都是5分。悲鸿留下的财产我都捐给了国家，两个孩子后来到外国留学，都是边打工边读书的。

庆平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以后，正赶上美术学院不招生，就投考了外语学院，当时我说你虽然不能去美术学院学画，但你父亲有很多法文书可以看，他就到外语学院学法文，以全优毕业。

庆平毕业后，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北京招生，要求会法语，他以最优秀的成绩考取了教科文组织的高级翻译，到巴黎工作。

到巴黎以后，庆平想进巴黎大学学习，但因为巴黎大学已与他父亲在那里学习时迥然不同，不重视写生了，教师可以几个礼拜不来看学生画画，随便学生乱画，不太注重基本功。所以，我跟庆平说进巴黎大学不要再学画画，读外国美术史吧，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并且拿到了博士学位。

他教学很负责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过十年的艺术学院院长，继而担任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现在仍然担任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还亲自带博士生。

在筹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时候，我的女儿芳芳本来要在美国工作的，她得知正筹备艺术学院，就从美国回来参加筹备工作。我女儿是学音乐的，从小就学钢琴，她就仿照她爸爸办北平艺专的方法，开设音乐系，使艺术和绘画结合起来。现在她还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顾问，每年被邀请回人民大学三次，看音乐系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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