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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雩都中
一走出屋，毛主席的文書黄祖炎、警卫員吳潔清、陈昌奉等同志都围上来，着急地問:“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热度很高。”我簡单地回答了他們一句，就问鍾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吃过什么药？”
“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鍾福昌说。
“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没吃东西了，只喝了点儿米汤。”吳潔清说。
“有时候昏迷吗？”
“不昏迷，头痛得厉害。”鍾福昌说。
究竟是什么病呢？凭征象和自己十几年的医疗经验，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一是肠伤寒；一是恶性疟疾。经过仔细分析，想到毛主席的胸部既然正常，虽有几声咳嗽，也不厉害，不见吐铁锈痰，不像肺炎；腹部虽较胀，但经过灌肠后，松软了，神志也清醒，身上又不見斑点，也不象伤塞。三个可能否定了两个，我判断毛主席得了恶性疟疾。据了解，雩都这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钻进鼻孔里，老百姓中已经有人患了疟疾，再說这时正是初秋时候，在南方是疟疾流行的季节，毛主席的床上沒有蚊帳，可能传染上了这种病。
鍾福昌同志虽然給毛主席吃了奎宁，但药量不够，不济事。我做了这样的判断后，准备給毛主席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吃奎宁丸，我把这意見告訴了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很熟悉医药卫生的，他同意了。我給他打了針，两小时后，又給他吃了一片零点三克的奎宁丸。
我叫鍾福昌給毛主席喝开水，多換換額上的冷手巾，就走出了他的房間。
黄祖炎已经把我的背包拿进他的房間里，房里加了一块木板，搁了个铺，让我和他同屋住。这时我才看了看这所房子。这是一家老百姓的住房，一连三間，左边一间是毛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中間一間是个厅，警卫員同志和鍾福昌住在里面;右边一間就是黄祖炎住的。除了厅稍大一点儿，两边两間都很小。我走进黄祖炎的房間，坐到鋪上。黄祖炎一边帮我解背包，一边說:“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可把我們急坏了，鍾福昌的药又不頂事。”
我躺到铺上，說:“沒有化验仪器，这病是不大好判断。”
“是疟疾?”黃祖炎問。
“恶性疟疾。”我說。
“这病好得快嗎?”黄祖炎又問。
“会很快好的。”我安慰他，同时也安慰着自己。
我休息了一会儿，心里老不放心，又起来去看毛主席，見他睡得很安稳，呼吸也很均匀。我踮着脚走了出来。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听到黄祖炎的床板老是咯咯的响，外屋厅里，也不时有人走动。我虽然赶了一天一夜路，但心里不安宁，眼一合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惊醒过来，側耳听听对面屋里的动静，有时听到毛主席的咳嗽声，心里就象扎上了針一样，更睡不着了，心想:不知退烧了沒有?我判断的病情不会錯吧?药下得合适吧?脑子里一个劲地翻騰着;有时听不到什么动静，眼皮就合起来了。
第二天清早，我走到毛主席床边，見他已経醒了。我问:“主席，好一点儿沒有?”
毛主席轉过身来，用手摸摸額角，說:“头轻了一点儿。”
我正拿出体温表，要給毛主席試体温，他問:“你睡得好嗎?”
“我睡得很好。”为了使毛主席宽心，我撒了个谎，接着問:“主席睡得好嗎?”
“我睡得好。”毛主席說。
我給毛主席試过体温，一百零二度，退了点儿。我心里很高兴，全身都感到轻快，我的判断是对的。
“热度退了点儿吧?”毛主席问。
“退了点儿！”我兴奋地回答。
我又給毛主席检査了一次胸、背和腹部，一切都正常。象昨天一样，我給毛主席打了ー針，拿出三片奎宁丸，一天分三次吃。
第三天，毛主席的体温退到一百度，額上的湿手巾拿掉了。当我問到毛主席的健康时，他說:“今天感到又好了一点儿。”
这天，和前两天进行了同样的治疗。吳潔清給毛主席煮了点儿稀飯。
我回到黄祖炎的屋子里，感到肩上的重担轻了，心里很舒暢。我打了个报告給党中央，报告了毛主席的病况，并建議中央和后方的同志吃一点儿奎宁，也預防疟疾。
心里轻松了，睡覚也香了。第四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有个人走到我床前，温和地问我:“这几天你累了吧?身体怎么样？”
我睁大眼晴一看，是毛主席!他怎么起床了?我急忙爬起来回答:“我很好，主席，你要多休息!”
“我好了。”毛主席笑着說。
我拿起葯箱，随毛主席走到他房中，給他检査身体，一試体温，真是天大的喜事!水銀柱稳稳地停在九十八点六度上(即攝氏三十七度)我心里升起一股暖流，全身暖洋洋的，手心里冒出了汗。我捏住这支体温表，看着里面那一管透明的水銀，它今天显得格外明亮，甚至发出闪闪的光彩，我越看越可爱，心里不知怎么产生了感激它的心情，好象它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报告了我一个最好的滑息!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訴鍾福昌，告訴黃祖炎，告訴吳潔清、陈昌奉，还要报告党中央，讓所有关心毛主席病的同志放下心上的石头吧!
我忍不住心里的喜悅，笑着报告毛主席:“你退烧了，九十八点六度，体温正常。”
“好啊!”毛主席也笑了。
这时，我見毛主席已经坐到那张沒有油漆过的桌子旁，桌上摆了文件、紙、毛笔。干什么？毛主席要开始工作了?那怎么行呢？連烧了六七天，烧得那么高，六七天只喝点儿米湯，昨天才开始喝了点儿稀飯。今天虽然退烧了，两眼已陷了下去，臉上沒有血色，又瘦又黄，走把路来都是轻飘飘的。我是一个医生，了解大病初愈的情況，就是一个鉄打的人，这时要工作，也支持不了啊!毛主席至少得休息三天!三天!但是，看来毛主席連一天、半天、一小时都不肯体息。他已在翻阅文件了。我一定得尽到医生的职責，劝阻他。
我走到桌旁，說:“主席，你虽然退烧了，可还得休息几天，現在就工作太早了。”
毛主席望了我一眼，象是想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严肃而温和地对我说：“体息?做不到的，你知道环境很紧张！”他見我脸上現出担心的神色，又安慰我說:“我好了，你放心吧！”（整理：于都中华银楼店（工贸城文昌路—15号）钟菊香，手机；供稿：于都县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