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退烧验方,今天终于敢公布了

我有退烧验方，今天终于敢公布了！

李钟琴

一看题目，有人可能会问：你是医生吗？你是中医世家吗？你怎么会有退烧验方？

我既不是医生，祖上三代也没有从医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得到一个治疗感冒发烧的验方啊！

什么叫验方？验方不是医书上的流传方子（经方），而是经过使用证明确有疗效的民间药方。

我今天要公布的这个验方，是我亲自验证过的，在心里埋藏了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敢对外公布。

话说年9月初，那时我还是报社记者，被派往北京采访第七届全运会。到北京时，就感觉龙体不豫，晚上在宾馆入住后，便发起烧来，四肢酸痛，浑身无力。请服务员找了个体温计一量，38度多！当时已是晚上十点来钟，没地方看病买药，我便到酒店一楼小卖部买了我所说的验方用药，回到房间，热水冲服一剂，然后倒头便睡。

第二天，感觉烧仍没退，乃早、中、晚连服三剂。第三天早晨一觉醒来，顿觉神清气爽，肚子也饿了，跑到餐厅大吃一顿。之后，就完全康复了，没耽误采访报道。

如此灵验的退烧药，我守口如瓶，秘而不宣。

为什么呢？倒不是我想将这个验方变成"祖传秘方"，而是因为我中了循证医学的毒！

什么叫循证医学？循证医学是个舶来品，英文单词是Evidence-basedmedicine，缩写为EBM，意为“遵循证据的医学”，又称实证医学、证据医学。古代中医没有这个概念，现代中医则不认可这个概念。

循证医学认为，判断一种药物是否有效，要“遵循证据”，不能凭想当然。

有人可能说，你发烧后服了验方，不到两天，药到病除，这不就是证据吗？

可惜，循证医学认为这不是证据。现代医学所遵循的证据，需要有一套严格规范的验证程序，这套程序被总结为：提炼问题-收集证据-选择证据-评价证据-提取数据-综合证据-应用形式-审评-验证-反馈-修订。

你瞧多罗嗦、多麻烦！我竟相信了好多年！

不说别的，仅仅是验证环节，既烧钱又费事，旷日持久，麻烦死了！“西医”有句臭名昭著的“黑话”，道是“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以下简称“双盲试验”）。

“双盲试验”，要求将同一种病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样本越大越好），一组服药，一组服安慰剂（比如淀粉）。医护人员和病人都不知道哪一组服的是药、哪一组服的是安慰剂，为的是避免受心理暗示和观察者偏爱的影响。

如果服药这一组的效果明显优于安慰剂组，这才证明药物的有效性。

我服用的退烧验方，就没经过“双盲试验”，只经过了我一个人的试验。我的病好了，到底是不是验方的作用呢？

这要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虽然我服用了验方，其实我是靠自身的免疫力战胜了疾病，自愈了。先服用验方，其后痊愈，实是先后关系，并非因果关系。

第二种情况是，我可能在服用验方的同时，还服用了其他药物，病愈可能是因为其他药物起了作用。

我在服用验方的同时，还服用了方便面和榨菜，想证明验方有效，要弄清楚方便面和榨菜是不是对病愈也起了作用。而且，孤证不立。光我自己试验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大样本”，试验人数最好达到三百以上。

举个栗子：2月初，给新冠肺炎患者带来极大希望的美国“神药”瑞德西韦（Remdesivir），如果想大量用于临床，必须通过“随机双盲对照试验”这一关。可是将近二十天过去了，这药还没有消息。据说，目前还在做双盲对照试验。为什么这么慢呢？又据说，合格的样本不好找。这可就怪了！武汉肺炎感染者都好几万了，还找不到几百例样本？

“双盲试验”有个要求：患者在试验前两三天不能服用其他药物，否则就搞不清到底是什么药物起了作用。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入院治疗的患者，如果不吃药，还能叫“治疗”吗？绝大多数人在住院前和住院中，都服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有的是自医，有的是医生开的药。符合条件的样本还真不好找。

我相信，治好我的感冒发烧的不是方便面和榨菜，而是我的验方。

第三种情况是，确实是我服用的验方起了作用。

我服用四剂验方后，感冒发烧症状迅速消失，凭感觉，我认为这验方确实有效。如果我是葛洪，我就会将此验方郑重地记录在《肘后备急方》中。事实上，古代留下医著的医生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医案都是个案，发现一例有效，他们会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不需要做什么双盲试验。

当年屠呦呦她们研发治疗疟疾的新药，就从古代医著中，找出了老祖宗们明文记载能治疟疾的两千多个药方、八百多种单药，经过四五年的试验，结论竟然是“无一有效”。后来，屠呦呦们发现，通过化学方法从臭蒿里提取的成分有效，于是命名为青蒿素。青蒿素的发现，本与青蒿无关。东晋葛洪记载的“青蒿一束榨汁”，经过实验发现无效。否则，诺奖应该颁给葛洪，还有屠呦呦什么事？臭蒿也是一味中药，而葛洪也好，李时珍也好，没有任何古人记录臭蒿能够治疗疟疾。青蒿素的发现，完全是歪打正着。扯远了，打住！

古人记录的医案，都是个案，这也怪不得古人。医院都没有（医院医院），没有条件做双盲试验啊！

所以说，古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经方、验方、偏方、祖传秘方，有的无效，有的也许有效。到底为什么有效呢？那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不用深究了，也无法深究。

不仅在中国古代，在十七世纪之前的世界各地，都不具备做双盲试验的条件。

人类医学发生质的进步，是建立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细胞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进步，也没有现代医学的进步。古人连显微镜都没有，怎么知道有细菌和病毒的存在呢？所以，古人对细菌性、病毒性流行疾疫，只能靠想像和猜测，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来解释。这也真是难为古人了！我是真佩服“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离真正的致病机理隔了十万八千里，居然还论得那么振振有词、头头是道！

而自从我中了循证医学的毒，就不太相信中医了，那个退烧验方也就被我藏在心里，担心公之于众，将会贻笑大方。

但是，最近围绕疫情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的观念。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有专家说，由于病毒和细菌的生命形态和致病机理不同，抗生素能杀死细菌，却不能对抗病毒。如果有人发明出能杀灭病毒的药物，那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获一百次诺贝尔奖也不为过。对病人使用药物，只能缓解症状，真正杀灭体内的病毒，还要靠人自身的免疫力。

正当大家因没有特效药而大失所望的时候，中医中药闪亮登场了！

1月31日，上海药物研究所与武汉病毒研究所通过《人民日报》公布说：“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立即引发全国性的双黄连抢购热潮，人们甚至连夜跑到药店排队。

连网上的双黄莲蓉月饼也卖火了！是双黄蛋、莲蓉月饼啊！可爱的同胞们咋就这么粗心呢？这个事让我整整高兴了三天。

药店的双黄连口服液被疯抢一空，正当大家为没抢到而痛心疾首、无比绝望的时候，《人民日报》相关微博又发消息说：“请勿抢购及自行服用双黄连，目前仅为初步研究。”

估计抢购双黄连的人都傻了：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2月12日，江苏省连云港市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说，有个与新冠患者密切接受的人感到不适，便在家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结果症状加重，住院了。这怪谁呢？

其实人家消息中的用词是模棱两可、进退自如的。人家只是讲“可抑制”，没有讲“可预防”、“可治疗”。“抑制”，也并没讲是在试管内抑制，还是在人体内抑制。你不仔细分析一下，就乱吃药，能怪人家吗？

单说“抑制”，必须你感染了病毒，服药后才谈得上抑制。你是个健康人，乱吃药，抑制个鬼啊？再说，如果人家讲的是体外抑制，那么，好多东西都能抑制病毒，热水就行。还有酒精，不仅能抑制，而且能直接、迅速杀灭病毒。难道说，高度白酒就是特效药吗？

不管怎么说，两个权威研究单位敢于联手公开自己未经双盲试验的秘方，这种急人之难、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就在我为是否公布我的退烧验方而犹豫不定之时，2月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公布了一种灵药——清肺排毒汤。

不说别的，单听这名称，直观、形象、通俗易懂、直达人心。再对比“西药”，什么奥司他韦、法匹拉韦、磷酸氯喹、对乙酰氨基酚……佶屈聱牙，简直不知所云！

更可贵的，是人家公布了清肺排毒汤的组方：

其中有一味“猪苓”，老眼昏花的我竟看成了“猪零”。

“猪零”可是古人用来解毒的良药！它是什么东东呢？说白了，就是猪屎。

为什么叫猪零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兽部第五十卷》中说：“古方亦有用猪屎者，各随本方。猪零者，其形累累零落而下也。”

猪拉屎时“零零而下”，多么形象生动啊！

据李时珍的记载，猪零气味“寒，无毒”，有“除热解毒”之功效。

收藏家马未都去年在一个视频中讲，他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曾见一个老乡，将一勺母猪粪用火烘干，给一个知青治好了身上的恶疮。马未都后来看到《本草纲目》的记载，说自己“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马未都认为：“都说猪能够解百毒，因为猪什么都吃，就连毒蛇都不放过，说明猪的胃里面有很多的解毒物质，并随着猪粪排出体外，所以猪粪有治病的效果。”瞧，马大师连猪粪的治病原理都猜测出来了！

可见，猪零才是解毒排毒的良药！我突发奇想：将药方中的“猪苓”换成“猪零”，药效会不会更好呢？

随着清肺排毒汤的横空出世，多个省份的中医部门也贡献出了能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比如：肺炎1号方、莲花清瘟胶囊（颗粒）……

这么多中药，都在没做或没做完双盲试验的情况下公之于众，那我还犹豫什么呢？还担心什么呢？

特别是一个朋友在我转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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