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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庆瘟疫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作者
王延庆
文章来源
《齐鲁学刊》年06期
本期编辑
张林
在
人类历史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而言,都是“最惊人的事件之一”,因而这一问题也历来深得学者们的重视,新论迭出,主要出现了人口下降论、种族混杂论、土壤枯竭论、基督教影响论等,近些年来又出现了气候变化论、铅中毒论、军权嬗变论、环境恶化论等。尽管这些观点各有侧重,甚至存有分歧,但国内外学界目前一致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综合性结果。美国学者马文·佩里的概括最为精练：“没有任何一种单一解释足以说明罗马衰落的原因：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我们认为,在众多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中,瘟疫也是导致其衰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试就此问题初加探讨,以求教于大方。
ONE
“许多古代医生,如希腊的希伯克拉底、罗马的盖伦等都描写过瘟疫的爆发与流行,并把不同疾病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
如
水疱和脓疮,红斑和白斑,出血和窒息的症状。以现代医学的认识来看,这些疾病主要包括天花、腺鼠疫、猩红热、霍乱、流行性斑疹和白喉等,不过古代人因这些疾病的高死亡率而将之统称为瘟疫。在希腊文中,一般用“loimos”即死亡率高来表示瘟疫,类似于拉丁文的“pestis”或“plaga”。
在公元前年至年人类和文明发展的简略浏览表中,共有约80件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其中有13件是关于罗马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的,而其中竟有6件是关于瘟疫的记载。如公元65年严重的疟疾出现,公元年非洲和意大利地区爆发蝗灾、饥荒和瘟疫,公元年的天花致使每天死亡人,公元年爆发的瘟疫持续了15年,公元年类似天花的传染病流行等等中记录较详细的有3次,尤其是后两次规模巨大,影响非常深远。
第一次见于塔西佗《编年史》的记载。公元65年,“在罗马城里,各个阶级都有大批的人死于致命的瘟疫。染上了瘟疫的空气看不出任何表面的征象,然而房屋里却堆满了尸体,街道上到处都是殡仪的行列。任何性别、任何年龄都不能保证不成为受传染的对象,奴隶和自由人同样都立刻倒毙。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泣的妻子儿女,在料理丧事或哀悼时在同一柴堆上被火化了。骑士和元老也死了不少”。塔西佗用他富有文采的描述让人们感受到了这次瘟疫的恐怖,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记下这次瘟疫的具体症状和发病原因。因此,我们也无法得知它究竟是什么疾病。
第二次发生于罗马帝国东部安东尼时期,即皇帝马克乌斯·奥里略统治期间(MarcusAurelius-),史书称之为“安东尼瘟疫”(又称“盖伦医生疫病”)。一般认为,它是由罗马军队镇压叙利亚叛乱后带回来的,于年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在其后两年中,这一疾病局限在东方,给派去镇压叙利亚的叛乱的一支军队造成了极大的伤亡。但到了年,就传到罗马,随后波及到其他许多地区,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以致于从罗马城和其他城市中不断运出一车车尸体。威尔·本科在《大革命》中这样表述:“公元年以后的大瘟疫接连不断……疟疾被认为是瘟疫的先头部队,在地中海地区绝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据盖伦医生(Galen-)在《人体各部位的机能》(OntheNaturalFaculties)中为我们留下的有关病发症的宝贵记载:瘟疫起初的症状是发高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是化了脓。他推测很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天花最早流行的记录,病源是来自蒙古,这也是迫使匈奴人西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史书称它为“安东尼时期黑死病”,现在也有一些人怀疑这种疾病就是疟疾,或斑症伤寒,还有人认为是腺鼠疫。然而,由于盖伦医生当时并没有随军出征,所以很多人认为他可能看到的不是疾病的第一手资料,这无疑增加了现代人认识这次瘟疫的模糊性。
当时,皇帝马克乌斯·奥里略的一个家庭导师考姆里乌斯·弗鲁恩图(MarcusComeliusFronto)书信中也提到了这次瘟疫,称它使一些地区死亡了1/3的人口,并且军队的1/10的士兵也被传染而死。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表明,安东尼瘟疫的平均死亡率大概是7～10%,而在城市和军队很可能为13～15%[7](P-)。瘟疫在15年之内已经严重影响到亚洲的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导致了大批人口死亡。公元年,连皇帝奥里略也未幸免于难。他为了避免传染,坚决不让儿子来探望自己,最后这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皇帝死于军队的营帐之中。著名基督教作家奥路西乌斯(Orosius)则把这次瘟疫看作是对奥里略曾在高卢对基督教徒迫害进行的惩罚。
第三次大瘟疫爆发于公元年。它发生于皇帝第西优斯(Decius-)和皇帝盖勒乌斯(Gallus-)时期,因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的记载而被称为西普里安瘟疫(thePlagueofCyprian)。这场瘟疫迅速蔓延,影响到已知西方世界的各个地区,不仅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会传染,而且病人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东西也是重要的传染源。据史书记载,这次瘟疫在传播上有季节上的变化,秋季开始爆发,延续整个冬天和春天,而到夏季来临时渐渐退去。它的症状是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热得烫手,手脚溃烂或生了坏疽。据此,有学者认为它是斑疹伤寒,是从埃塞俄比亚、埃及和罗马在北非的海外殖民地传播而来。不过,也有人推测可能是因为麦角中毒病或者是皮疹。同样,我们目前对这次瘟疫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场瘟疫猖獗了15年,在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亡多达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整个人类都有可能再也无法生存下去。年,皇帝克劳第乌斯·哥特库斯(ClaudiusGothicus)也因感染瘟疫而亡。它与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的衰退共同构成了“三世纪危机”。以至于著名学者琼斯中肯地表示:“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众多,很难做出哪一个原因可作为主导因素起破坏性作用。”可见,这场瘟疫对罗马帝国的巨大影响不于“安东尼瘟疫”。
除了以上介绍的三次大瘟疫外,罗马帝国时期还发生了不少次规模较小的瘟疫,都或轻或重地打击了西罗马帝国。不过,在这三次大瘟疫后的历史往往把战争、饥荒、瘟疫、蛮族的入侵等各种帝国的灾难性因素交织在一起讲述,分不清哪是因哪是果了。以往国内外学界在研究西罗马帝国灭亡中往往更偏重于战争、蛮族和饥荒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瘟疫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中作用的探讨。因我们应该从瘟疫发生的原因及其对帝国影响的分析,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认识和研究。
TWO
“众所周知,任何瘟疫的发生都有具体的原因,古代史书中往往对此记述不详,但我们仍能根据分散的资料和当时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窥知一二。
第一、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为瘟疫流行提供了温床。就古代而言,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导致瘟疫产生和传播的首要因素,既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人为的破坏自然环境。如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即造成瘟疫大流行,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地区人口死亡众多。相对于人力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人为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特别是疟疾,它的发生和流行通常需要大片积水和沼泽的存在。罗马帝国时期,人们由于大规模垦荒种粮而砍伐掉了大片森林,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自然植被的破坏。公元年,仅在意大利的坎佩尼亚地区因过度砍伐森林就导致有犹格的土地被抛荒。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卡里亚和弗里吉亚,公元1世纪时,森林大部分被砍光,以至于皇帝哈德良在数十年后不得不下令禁止任何人接近叙利亚残留下来的森林。流失的泥沙往往堵塞排水渠道,使谷地与平原的土地变成沼泽。在意大利地区,著名的庞廷沼泽地就是因此而形成,并成为瘟疫的重要发源地之一。3世纪时,坎帕尼亚地区也由于忽视了比较发达的排水工程和灌溉工程,致使污水遍野,给蚊子提供了繁衍生息的良好场所,也为疟疾的发生和流行提供了绝好机会。疟疾发生后,因这里的蚊虫遍布而广泛传播,人口成批的死亡。
第二,城市是“疾病的孳生地”。目前,中外学者一致认为,疾病的产生和传播是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伴而行的。当人类还处在文明初期,居住分散,生活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中,患病和传染疾病的危险相对要小些。但当人类迈进城镇公共空间时,健康与疾病、人群与动物、跳蚤与寄生虫、死尸与粪便拥挤在一小片土地上时,就为疾病的滋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马经过大规模的扩张成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后,成为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除罗马、亚历山大、安条克等大城市外,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小城市。而且罗马帝国交通十分发达,将这些城市紧密地连接起来。有人把罗马帝国比喻为一只臃肿庞大的蜘蛛网,罗马就是网中央的蜘蛛,如果这个网上的任何一个城市爆发瘟疫,其他地区也难逃厄运。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以古代的标准来看,罗马城市规模无疑是很大的,那里的人口甚至超过了万。不过,由此也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大多数的人口居住环境恶劣,拥挤不堪,而且公共设施和卫生条件很差。另一方面,罗马城的人口不但以多样化著称,而且流动性很强。作为世界大都市,罗马城成为世界各地商人的集散地,商人们四处游走,很容易将所携带的病毒传向各地。从这种意义上说,罗马城正是瘟疫产生和传播的“焦点地带”。
第三,对瘟疫缺乏认识。其实,在帝国时期,罗马在公共卫生方面已经达到比较先进的程度,如罗马提倡洗浴和排水管道的卫生,其市场上出售的食物也明令要求确保新鲜,火葬制也被广泛应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当时医学还是比较落后的,尤其对瘟疫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如人们根本不知道天花和麻疹是两种不同的病,许多皮肤病都被称为麻风病;他们把所有不知道名字的疾病都归于瘟疫之列等等。因而,当瘟疫令人恐怖地蔓延时,人们普遍的惊慌失措、坐以待毙,而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另一方面,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甚至认为基督教徒是罪魁祸首,由于他们对罗马众神的不敬,使得上天降罪于罗马,并且认为他们妖言惑众,是罪恶的携带者,与瘟疫、水灾、饥荒、蛮族的侵略是密不可分的。显然,这种对医学的无知转移了人们对疾病进行研究的注意力,而把精力无端的放在了对“异端”信仰的极度仇恨上。
第四,战争。战争一方面使得农民离开土地并焚毁其谷物,谷物被毁造成饥荒,挨饿体弱的人们因此很容易生病或染上瘟疫,并且造成瘟疫的流行,成为瘟疫的牺牲品。如西普里安瘟疫的猖獗就是三世纪内战的间接后果之一。“内战对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使贫困者陷入了绝望无助的赤贫状态,战争和饥荒过后,疾病马上肆虐起来……就像一把可怕的大镰刀一样刈割人口达15年之久”。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征战迫使士兵们不得不远距离奔走,或作战或防御,这就大大增加了感染瘟疫的机会,并导致瘟疫的进一步传染,以至于今天一些传染病名字仍然保留着罗马帝国战争带来传染的痕迹,如“非洲军团病”就是典型。罗马在大规模的扩张时期,军队从偏僻的遥远地区带回疾病的情况非常多,如前述的安东尼瘟疫,据说就是士兵从叙利亚的塞勒西亚带回去的。
THREE
“周期性爆发的瘟疫对罗马帝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对其人口、经济、军事、政治,还是对宗教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第一,瘟疫导致罗马帝国人口大量减少和人的体质的下降。瘟疫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据医史学家考证,公元79年,伴随着维苏威火山爆发后而产生的瘟疫,日死万余人;公元年的一次蝗灾之后,传染病导致80余万人死亡;公元年至公元年间的安东尼瘟疫在高峰期使罗马城每天有千余人走上不归之路。据估计,西罗马帝国的人口大概从帝国早期的万减少到帝国后期的万,瘟疫显然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学者琼斯也肯定瘟疫的爆发是西罗马帝国人口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学者也认为瘟疫导致的人口的大量减少所产生的破坏力足以摧毁这个强盛一时的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瘫痪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瘟疫大大影响了罗马人的体质,造成了“健康的破坏、生活的腐化堕落”,致使人口出生率降低。人们因长时间患病而虚弱不堪,身体素质急剧下降;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他们手足无措,心灰意冷,这又直接造成了罗马人的精神萎靡、追求享乐,而不愿意去结婚生子、繁衍后代,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在任何评价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中,安东尼瘟疫以及西普里安瘟疫对人们精神和肉体的影响应该是不能忽略的”。以上这些因素都会使人口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而人口的大量减少又会成为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的诱因。
第二,瘟疫导致了罗马经济的衰退。频繁爆发的瘟疫导致了整个帝国不断出现饥荒和通货膨胀,造成了罗马经济生活的极度混乱,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罗马帝国时期,在生产技术和资源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进步和提高,所以人口的下降就意味着粮食和商品生产的减少。同时,由于瘟疫肆虐带来的人口的大量减少和耕畜的大量死亡,使整个帝国的土地出现了大面积的抛荒,农村在粮食收获的季节则无人收割,从而出现了可怕的大规模饥荒。据记载,当时很多人其实并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饥饿,这情况在城市中表现尤其严重。
另一方面,瘟疫使城市经济也陷于瘫痪状态,从而导致当时货币迅速贬值而物价飞涨,以致于金币逐渐绝迹于市场。据记载,在1世纪时,1个银元约折合8个便士,到公元2世纪时仅有少许贬值,而到了3世纪中叶竟抵不了1个法寻。在埃及,小麦的价格在1～2世纪时惊人地稳定,每1阿尔塔笆(artaba)的小麦价合7或8德腊克码,第二次大瘟疫过后,即2世纪末则上涨到17至18德腊克码,差不多接近于饥荒时期的价格,而到3世纪上半期,其价格波动于12与20德腊克码之间。到了戴克里先时代,每1阿尔塔笆(artaba)的小麦值20塔伦特或10德腊克码。因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以致于政府常常采用发行劣质货币的办法应付紧迫的开支。如西普里安大瘟疫时期,皇帝阿乌里安就被迫对罗马实行急剧的紧缩开支。3世纪中期,银币用铜铸造,外包一层银,含银量只有5%,甚至2%,而劣质的银币必然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到戴克里先统治时不得不实行限价政策,但效果甚微。罗马的财政也因此而濒于崩溃,一度以货代款交税,贸易也开始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这在地中海世界是一场非常罕见的经济倒退,这也足见瘟疫对罗马帝国经济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第三,瘟疫严重削弱了罗马的军事实力。对于罗马帝国这样的军团国家,军队的作用不言自明。频繁发生的瘟疫造成的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导致其兵源供给不足,这就迫使罗马帝国政府不得不大量使用蛮族人(主要是日耳曼人)雇佣兵,造成了军队的“蛮族化”。到4世纪时,日耳曼人雇佣兵已经取代了意大利人成为罗马帝国最富有战斗力的军团。不仅如此,经济的衰落也导致维持陆军和海军越来越困难。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罗马帝国军事战略的变化。公元年,马克·奥里略时期的瘟疫就大大削弱弱了罗马帝国的整体军事力量,并进一步影响了罗马战略的重大变化。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帝国不再向东扩张,二是对由日耳曼人马考曼尼发动的侵略的征讨推迟了4年,这是罗马帝国军队第一次没有立即发动战役驱逐蛮族的侵犯,而是允许他们居住在帝国的边境。到他的儿子康茂德时更与日耳曼人签订了和约,允许他们居住罗马境内。西普里安大瘟疫带来的冲击更大,罗马帝国军团不得不在年从特兰西瓦尼亚和黑森山撤退到多瑙河和莱茵河;就连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感到岌岌可危,皇帝奥雷连被迫为罗马加筑城防。
此后,罗马帝国由战略进攻完全进入了战略防御。随后,日益强盛的萨珊帝国开始进攻罗马帝国,而“罗马皇帝瓦来里安(Valerian)的军队被瘟疫毁掉十分之一,它甚至比指挥官的迟钝和无力更具有可怕的杀伤力。瓦来里安几乎完全乱了方寸,他似乎推迟了原来的计划。最后,冒险参加了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战役,结果惨败”。年,瓦来里安及其7万名士兵被俘。此后,罗马帝国被迫放弃了东部行省。这样,帝国就处于东部和西部外族的包围之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况。
第四,瘟疫还造成了罗马帝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首先,瘟疫造成的局面混乱,为野心家的争权夺利创造了机会。比如,在3世纪瘟疫中,戴西乌斯(Decius)因感染而死,但他没有儿子继承帝位。盖勒乌斯(Gallus)急忙取悦于元老院,以确保能够取得帝位。随后,盖勒乌斯和他的儿子还为数以万计的被瘟疫夺走生命的穷人举行了较为体面的葬礼,以求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可惜,盖勒乌斯父子俩的统治仅维持了两年。这仅是费尽心计、争夺权力的一例,接下来,争夺权力的斗争更为激烈。由于人口的急剧减少而造成的军队的蛮族化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蛮族人所占比例上升导致在对外战争中军队组织纪律涣散、将帅不和等许多问题的产生,也为3世纪后期蛮族将领拥兵自重、觊觎皇权埋下了祸根。
安东尼王朝以后,由于军队的混乱,统治集团内部篡权夺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使整个帝国几乎处于瘫痪和瓦解状态。从年至年间,与军团之间厮杀相伴随,军队哗变和内战此起彼伏,罗马皇帝接二连三死于非命。“一旦忠于某个人的军队已把自己捍卫疆界的职责放弃一边,帝国内部生活便会陷入混乱”。在-年的短短50年间,共有26位皇帝被军队拥上王位,平均不到两年便发生一次“非自然”的皇位更替,而在这26名皇帝中,仅有一人没有成为军队的刀下冤魂,属于“自然死亡”。
第五、瘟疫导致道德信仰陷入全面危机,助催了基督教的兴起和壮大,也进而改变了罗马帝国乃至以后西方的医学史。其实,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医学就已经不再只是一种魔法,而是开始有了理性的基础,并传播到了罗马。如果罗马医学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话,将会是一种包含科学理性因素的医学。但是,瘟疫周期性的肆虐使罗马的医生们束手无策,导致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反对希腊医学的科学和合理的发展,迷信活动逐渐抬头。面对瘟疫带来的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罗马人哀苦无告,只得转而祈灵于宗教。对那些极度恐慌的受害者来说,基督教给予了他们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条中都找不到的希望。基督教允诺人死后肉体能够复生,还有可以让真诚改悔的人升入天堂。另一方面,治病救人也是基督教徒的主要义务之一。福音书中记载了一些“奇迹”,其中20件奇迹被圣路加记载下来。分析表明,其中只有3件与医学无关,其余4件是驱逐污鬼,2件是死者复生,11件是疾病或残疾得到治疗。人们因此形成了对治病者基督的崇拜,追随者因瘟疫的发生而日益增多。在西普里安瘟疫肆虐的高峰时期,西普里安和与他在一起的教士们在北非每天为多达～人洗礼。
这样,瘟疫使原来“对基督教徒的流言中伤完全变得不足为信、名誉扫地。在3世纪中期摧毁帝国的瘟疫期间,异教徒和追随者们得到了基督教徒的帮助和照料。他们逐步意识到:这些特别的人们与他们一起分担着罗马城的苦难和死亡”。皈依基督教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些人表示,如果罗马不是由于瘟疫的打击,“基督教就不能成功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形式”。这样,到3世纪中期,分散的小基督教社团便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有教义的固定教会,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来。年,君士坦丁大帝以皇帝的名义允许基督教合法存在。4世纪末,狄奥多西在颁布法律禁止信仰异教后,将基督教定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在政治上完全得势。在帝国4世纪以后,除了叛教者朱里安(Julian)以外,所有的皇帝都是基督教徒,可见其在帝国的地位之高。而基督教的胜利则意味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正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一再强调的那样,“罗马帝国的灭亡是蛮族与基督教的胜利”,因为皈依基督教意味着罗马人放弃了传统,与世俗对立,从心灵上背叛了自己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瘟疫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宗教信仰,促进了基督教的壮大,同时也使西欧的医学长期被控制在基督教会的手中,护理病人正式成为基督教徒的七种义务之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4世纪。对此,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假如医学不是落入基督教会之下,那么从4世纪到14世纪一千年间的医学史就会完全不一样。”
总
之,周期性的瘟疫全面、持久而沉重地打击了西罗马帝国,以致有人表示,说“小小的病菌把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折磨得气喘嘘嘘,不堪一击”并不为过。再加上罗马帝国衰落的内部原因,如经济的衰退、政治的腐败、道德的危机等,还有蛮族的入侵,真可谓内外交困,恰如一具老人孱弱的病体,即便有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这样的伟大帝王,也只能使它获得短暂的回光返照而已。
“当然,如果把瘟疫作为帝国衰亡的唯一或者主要原因是过于简单化了,但无庸置疑,瘟疫确是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乃至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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