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致女儿书下篇

6.

和爷爷从不提自己的父母不同，奶奶很崇拜自己的母亲，十分爱说她妈。

我小时候，家里也是和母亲这边亲戚走动得多，两个姨奶奶一来，姐儿几个的一个长青话题就是聊我姥姥。

她们都已经为人母了，聊起妈来仍像小女儿一边叽叽喳喳一边啧啧赞叹。

奶奶形容她妈，用得最多的词是“刚强”。她讲，她妈19岁嫁进薛家第一个大举动就是在干兄弟的帮助下逃出婆家，去日本找16岁的丈夫，用奶奶的话说“反抗封建婆婆”。

那个年代，一个农村小媳妇，裹着小脚，不识字，漂洋过海找老公，既是冒险又是丑闻。

奶奶她爸当时在大阪一间丝绸铺子当学徒，挣不了几个钱。奶奶她妈去了，一个接一个生孩子，供一家子，吃不起肉，怕人笑话，奶奶她妈就跟日本邻居说，我们信佛，吃素。

一家孩子都只有一件好衣服，奶奶她妈连夜洗，连夜熨干。第二天穿出去，日本街坊都夸，呦，你们家孩子怎么天天穿新衣服呀。（是不是讽刺啊？）

这帮日本人也是小市民。

咱家有一张照片，奶奶拉着她哥的手和她爸她妈在大阪一个公园里和鹿一起的合影。

都穿得很体面，和洋混杂，是那时日本小资产阶级一家的典型装束。

身上的衣服也许都是她妈刚熨干的吧。

奶奶一说这些总是喜不自胜，满脸放笑。她说，姥姥可开明了，那时就说了，女孩子必须念书，将来独立。

奶奶生在大阪，她对人殷勤起来那个劲儿总让我想起传说中的日本女的。

奶奶说，姥爷在日本辛苦了几年，存了一些钱，回东北经商，开了一家铁工厂和一间绸缎庄，发了。

在大连买了海边的房子，“家里天天吃席”。

那时东北叫“满洲国”，是日本人替溥仪做的复国大梦。奶奶说那时她不爱吃肉，只吃水果，对皮肤好。

说自己“最会来事儿”。晚上弟弟妹妹都睡了，她一人等她爸下班回家，她爸总给她带栗羊羹、糖炒栗子什么的。

我问奶奶，全国人民艰苦抗战，你们家日子过得那么滋润，我姥爷不会是汉奸吧。

三姨奶奶说，你姥爷胆可小了，不招谁不惹谁，就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我问，我姥爷算大资产阶级吗？

三姨奶奶说，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奶奶说，她们小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学校全是日本老师，语文课念的是日文。她有一次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人，同学们指指点点议论，说，瞧，中国人。

爷爷说，亡国奴自个儿不知道。

爷爷一直说奶奶是咱们家的亲日派，奶奶什么事都爱和爷爷戗戗，惟独这件事满不在乎。奶奶确有日本情结，不好讲亲日吧也一向乐以知日派自居。

爷爷不喜欢日本人，日本人在农村比在城市里不是东西。爷爷一提起日本人就称他们“小日本”。但他又说“最坏的是高丽棒子”。

奶奶说爷爷家是“穷棒子”，这是东北人过去对穷人的蔑称。奶奶一这么说，爷爷就很激动，说奶奶是小资产阶级清高，骨子里瞧不起劳动人民。这在毛泽东时代是很严重的指控，差不多等于说这个人是思想犯。但就在那样的时代，也没见爷爷把家里穷当光荣的事，否则他也不会这么生气。

爷爷的腿上有一大块亮闪闪的疤，我小时候听忆苦报告听拧巴了，认定那是地主家狗咬的。

爷爷说不是，是小时候生冻疮留下的。

我要他忆苦。他说他上到初一就因为家里穷休学了。说大年三十大雪纷飞走很远的山路到地主家借了三十块钱和一袋面回家过年。

我说地主怎么会借给你。他没好意思说地主也不都是坏人，而且还可能是亲戚，还可能出共产党员。

爷爷后来参加抗日，进太行山当八路就是地主儿子爷爷他姑父安排的。

那是年，从关外到关里是国境有海关检查。爷爷的表姐一副阔小姐派头把他带了出去。那时这个姑父已经是共产党方面的高官。

出关前，爷爷在一家粮店当过管吃不给钱的小伙计。跟我说每天的工作是把面口袋吊起来拿棍子抽，抽一下的面粉是赚的，然后把成袋面原价卖出去。

爷爷还当过满洲国的警察。这他不说，是“文化大革命”有一次我偷翻他抽屉看到他写的交待材料。

有一次他打我，说我不学好。我说你还当过伪警察呢。他一下颓了。

奶奶家日本投降后败落下来，铁工厂和铺子被政府当逆产没收了，那也不证明姥爷和日本人有勾结，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到了沦陷区，很聪明的发财手法就是扣你个“附逆”的帽子侵吞了你的财产还叫你没处喊冤去。

中国官吏第一本领就是欺负本国百姓，这也是在中国做百姓最寒心的。

到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东北失败，奶奶家已经沦落到靠变卖家产过日子，最后一套细瓷餐具也拿出去换了苞米面，可说是一干二净。

共产党进了沈陽，给老百姓重划三六九等，新词儿叫“成分”。姥爷定的是城市贫民，比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略逊一筹，不属于严办对象，近乎农村无地流民，我以为属不属于联盟基础这要请教党校专家。

这中间出过一件对女的是大事的事儿。我也是最近看奶奶自己写的自传才知道的。奶奶这本自传写得不得要领，通篇如工作简历加思想汇报，只有这件事堪称隐私，本人作为儿子相当震撼。本想告知你，但奶奶自己说将这段删了最近。我也只好隐了。你猜吧，照女人最无奈又貌似为家庭牺牲那方向猜。我可不想让奶奶觉得我故意。她已经时而流露、指责我报复她。

我只能告诉你那件事发生的时间：一九四九年。背景：国共东北最后一战，辽沈战役——史称。地点天津。

故事的前半部分是林彪围长春饿死很多人。奶奶一家怕沈陽也被围城，决定姥爷留下看家，姥姥带着奶奶和其他几个姨和舅舅到北平避战。

奶奶是家里最大的女儿，姥姥是小脚，几个姨和舅舅都是小孩，到了北平要紧的事只能由奶奶出面奔走。

奶奶拿着家里最后一笔钱去买粮食，结果被带她去的人，大舅一个东北大学的同学给骗走了。骗术也很简单，那个人带奶奶去粮店，让奶奶在外边等，自己拿钱进去，从另一个门溜走了。

奶奶当时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在家也是娇生惯养，哪里有什么阅人经验，蒙她太容易了。

奶奶家有一张照片，是她们刚到北平在颐和园万寿山下拍的，奶奶穿着旗袍，一家人里个子最高，挺好看的。

你也见过奶奶年轻时的照片吧，确实很好看，大眼睛，高鼻梁，还有一头红头发。

奶奶一说谁好看都是大眼睛高鼻梁。我问她，你觉得马好看吗。

红头发容易白，我很小就看奶奶染发。一次撞见她刚洗过头，一头花白，以为不是自己妈。

我以为这事对奶奶心理造成严重创伤虽然她坚不承认。过去对她那么医院呆着七十岁了也不肯退休经常讽刺。对她总一逼一你的功课，动不动把姥姥那句名言挂在嘴边自诩一生就是这句话的写照十分反感，认为她是个缺乏情感被当时阶级伦理彻底洗脑的人——特别是爷爷血栓了之后，我对她照常上班几乎感到气愤。现在看来错怪了她，她其实是个病人。

奶奶曾经跟我说过，她那个年代一般女孩子就是家里有几个钱也大都身不由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她那一班女同学，日本占领末期就有家里做主嫁给汉奸的。民主联军来了动员走一批。国民党进沈陽又被那些军官娶走一批。都是中学生，被有势力的男人带到不知天南地北去了。

她有个国文老师疑似中共地下人员，私下给她们传鲁迅和苏联的小说看，差点把她动员走。

她16岁，回家跟姥姥说，被姥姥拦下了。姥姥说你跟那些大老爷们儿钻山沟能钻出什么好。

可见她也天真过。她那个时代的人最绕不过去的词儿是“进步”。现在好点了听说，让落后了。你听说了么？

爷爷死后，你和你妈去了国外。我和奶奶聊过几次天。我说我的一生很明确，是为自己。问她：你呢，你的一生是为什么。

她怔了一下，说：为别人，为那些病人。片刻，赔着小心对我说：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无言以对。

——年8月9日补白：我只能说我们这儿曾经发生过一次改变物种的革命。

7.

奶奶军医大学念了3年，去了朝鲜。

朝鲜正在混战，中国站在北韩一边，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支持南韩，双方百万战士蚁聚于挂钩形朝鲜半岛腰部互相攻防，从二战式的闪电进攻、跨海登陆打到一战式的堑壕战，整个朝鲜化为焦土仍僵持不下。你知道美国的军事名声的，尤其是他们的空中优势，老姨奶奶说，姥姥得知奶奶去了朝鲜，天天在家哭，怕奶奶叫美国飞机炸着，每日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她女儿。

奶奶回忆这段战争经历倒很平静，说她入朝没多久，双方已经打顶牛了，在板门店签了停战协定，形势一下好了，美国飞机不再到处轰炸。

医院，最大的不安全就是散步可能碰上渗透过来的南韩特工队，医院有过女兵失踪，说是给绑架去了南方。

她说吃得挺好，祖国的慰问品吃不完，前方部队还殷勤地给她们送缴获的美国罐头。

部队伤员也不多，闲来净给当地朝鲜老百姓看病和上山采金达莱。她的日语在朝鲜用上了，那儿的老百姓都会讲不止几句。她说朝鲜的大米比长春的好吃。

从朝鲜回国，奶奶一个疤也没落上，全须全尾儿去了南京一个步兵学校当军医。爷爷在这间步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员。

爷爷这个兵当得也比较顺，年参军没下连队——连队是真正放槍的。直接进了太行根据地的“抗大”六分校学习。爷爷把这归于他的学历，在当时的八路军里，初中一年级就算知识分子了。

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刘邓一所属王树声部做侦听破译敌电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司令部工作需要认字不是一般的聪明但是安全——跟在首长身边，部队只要不被聚歼就没有直接被瞄准的危险。

刘邓在内战中是打得比较苦的一支野战军，担负战略进攻任务，向大别山展开，在蒋管区无后方作战。司令部也要天天跑路。

爷爷在大别山里转来转去时得了疟疾，胃也饿坏了，其他倒无甚大碍，战争局面好转后，以其聪明伶俐改给首长当秘书。

渡江之后，他的首长驻节武汉，他也一直在武汉军区机关。二野后来进兵西南，入朝轮战他都没去。

中间一度下到直属部队一个团里任职，是混个作战出身的意思我猜啊。军队也有同行相轻这种事情，作战的和搞情报的互不服气真到论资排辈的时候。这也是乱猜，这也是中国的文化精神：鱼帮水，水帮鱼。给首长做几年秘书，客气的首长总要给安排一下，非常正常。

他这个团很快编掉了，他去了南京“总高”，见到奶奶。

爷爷后来不太顺，“总高”解散后他来北京重作冯妇，又给首长当秘书。这个首长的山头整个没起来，他也没戏了，几十年泡在参谋、教员的位置上，经常自嘲：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离休后意气消沉，跟我抱怨：职务也压了，级别也压了。

爷爷奶奶在南京这个相遇也许不是偶然的，这里又能见到爷爷那个姑父的影子。

东北解放后，那个曾带爷爷去太行的表姐又在姥姥家出现了。论辈分她该管姥姥叫大姑。

不清楚这位奶奶也可以叫表姐的表姐，在奶奶上军医大学起过什么作用。可以肯定的是面临失学的三姨奶奶，借干舅舅的名儿进了东北一所供给制干部子弟学校就读。这就算有恩了。

这位两家的表姐和爷爷感情最好。对奶奶家的情况也熟悉，见过奶奶。从中促成一段好事，有这个面子，也是顺理成章。甚或可说是亲上加亲。

不管奶奶是不是因为恋爱关系调到南京，反正她在南京很快和爷爷确定了恋爱关系。听爷爷口气，奶奶那时就挺管他的，不许他吃肥肉，不许他喝酒。奶奶说，年授衔后改工资制，爷爷和一群单身狐朋狗友，天天在教员食堂大吃大喝，补解放前亏的。国防大学有一个爷爷当时的死党，四十年后见了奶奶还作大惊状。

不久，奶奶和爷爷结了婚。在自传里她写，她告诉了爷爷她以前的事。爷爷说，没关系。

结婚照片上的爷爷奶奶扛着肩章一个是少校一个是中尉，爷爷端坐，奶奶歪着头倾身从右上方入画。那时兴这姿势。

五几年的军装是苏式的，军常服还配武装带，束腰拔胸，奶奶烫着短发，眼睛明亮。

爷爷不戴军帽是个分头，细皮嫩肉，都不像缺过油水的。

咱们家，大大五官随奶奶；我、你，咱俩是爷爷这一系列的。我到十八岁的照片看出随爷爷。

之前挺不靠谱的，脏孩子不知道像谁。所以你也不用着急，到时间自然出落出来，一定是美一女——玩气质那种。

大大一直胖，眉眼是奶奶的，脸蛋是两个奶奶。

大大年出生，是爷爷奶奶的头生子。连年丰收，供给充分，物价低，军人工资又高，生活方式全面向苏联看齐。

奶奶按苏联育儿标准对大大进行喂养，半岁就一天半斤肉，奶奶自己说，把大大的吸收细胞都撑大了。他们带着他在中山陵拍的照片，大大就像只小猪。

第二年，他们生了我。

老萨达姆我见过。小学中学时上街挥舞小旗欢迎过他，是咱们国家的好哥们儿，大鼻子，鬈毛，媳妇儿特瘦。他一个，北韩金正日他爸金日成一个，阿尔巴尼亚霍查一个，加上流浪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个，是当年咱们国家四大近亲，老来。小时候我一听新闻广播，罗国使馆开“祖国解放日”招待会，就知道我生日到了。

医院出生的，所以护照上出生地要写江苏。那医院我去过，又忘了。医院譬如你外婆家没什么分别。

南京“总高”原来那个院子在孝陵卫，现在是一所地方理工大学，和你出生的老政治学院83号院别提多像了。

能阅几千兵的大操场；庙似的大礼堂；老大爷似的垂柳；一座座岗楼似的宿舍楼教学楼和一扇扇敞开无人的楼门。

惟一不同是操场四周环绕一圈明沟，南方雨水大，走水的，沟里的草又绿又肥。我去的那天，刚下过雨，沟里存着绿茶般澄澈的水。

中国人其实挺愿意省事的，一个时代一张图纸。我站在那个一操一场边，看着那些似曾相识的旧楼直晃范儿，好像自己随时会从一个楼门里走出来。

世界上很多院子长得一模一样。有一年去慕尼黑边上的达豪集中营，一进去惊了，完全是我在山东即墨北海舰队新兵团呆了三个月的据说原来是日本军马厩的那个院子的翻版。

也是一排排钻天杨一排排平房一排排上下铺一排排水龙头一排排一抽一水马桶——我们是一排茅坑。

8.

关于爷爷奶奶。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和那个时候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我是在群宿环境中长大的。一岁半送进保育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四个礼拜。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

每次需要别人指给我，那个正在和别人聊天的人是你爸爸，这个刚走过去的女人是你妈妈。这个事我已经多次在其他场合公开谈论过了，为了转换我的不良情绪怨恨他人，我会坚持把这事聊到恶心更反感自己为止。

知道你小时候我为什么爱抱你爱亲你老是亲得你一脸口水？我怕你得皮肤饥渴症，得这病长大了的表现是冷漠和害羞，怕和别人亲密接触，一挨着皮肤就不自然，尴尬，寒毛倒竖，心里喜欢的人亲一口，拉一下手，也脸红，下意识抗拒，转不好可能变成洁癖。

十岁出保育院，也是和大大两个人过日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食堂，那时已经“文化革命”，爷爷经常晚下班，回来也是神不守舍，搬老段府之前就去了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一年回来一次，他的存在就是每个月寄回来的一百二十块钱的汇款单。

奶奶去了一年门头沟医疗队，去了一年甘肃“六二六”医疗队，平时在家也是晚上八点以后才到家，早上七点就走了，一星期值两次夜班。

上到初中，爷爷才回来，大家住在一个家里，天天见面，老实说，我已经很不习惯家里有这么个人了，一下不自由了。他看我也别扭，在他看来我已经学坏了，我确实学坏了，跟着院里一帮孩子旷课、打架、抽烟、拍婆子——就是和女孩子说话并意图见识她身体。他要重新行使他的权威，通常伴随着暴力，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谈起这一段的事情，他矢口否认打过我，他记得的都是如何苦口婆心地感化我和娇惯我，有人向自己的孩子一天到晚检讨么？中国道德最核心的灌输就是要学会感恩，感恩戴德。不信你瞧一瞧看一看各媒体上表演的道学家们振臂疾呼的数量，数他们猛！但是，是有了，非呢？

有恩也是事实，爷爷他说，小时候带我睡觉，每天夜里我都要“大水冲倒龙王庙”，说带我去食堂吃饭，我老要吃小豆饭，食堂卖完了我还要，赖着不走，最后他不得不给我一巴掌，把我拖走。有一阶段他很爱说我小时候的事就像我爱说你小时候的事。这是惊奇、惊喜，惊喜孩子长大焕然一新。是人性，正常的。说明爷爷有人性相对、所剩多的意思。相对地说，爷爷还是喜欢小孩的，对你就很明显，对我，我失忆了，只是在那个年代他也没机会表达，只能偶尔流露。据他说，他那时下班吃完晚饭经常到保育院窗外看我和大大，有一次看到阿姨不给我饭吃还冲进去大闹了一场。昨天晚上在一个酒吧聊天，一个朋友说老人对第三代好是想通过第三代控制第二代，我们都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刻薄，大多数人还是觉得是那个时代使那代人丧失了物种本能，我不想管这叫人性。人性是后天的，因为人是后变的，性情逐渐养成。潜入下意识，形成反射，譬如说恐惧。

趋利避害你认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小孩可是都不懂危险刚生下来，这个我有经验，必须被环境教训过才知道躲谁。

失掉过本能或者就叫人性吧免得有人矫情，本能恢复。我就叫本能！当然格外珍惜，看上去感情强烈，像演的。

我对爷爷的第一印象是怕。现在也想不起来因为什么，可以说不是一个具体的怕，是总感觉上的望而生畏，在我还不能完全记住他的脸时就先有了这个印象。

说来可悲，我十岁刚从保育院回到家最紧张每天忧心的是不能一下认出自己的父亲。早晨他一离开家，他的面容就模糊了，只记得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陰郁暴躁的黑胖子，跟家里照片上那个头发梳得接近一丝不苟尽管是黑白摄影也显得白净的小伙子毫无共同之处，每天下班他回来，在都穿着军装的人群中这第一面，总像是突然冒出的一张脸，每次都吓我一跳，陌生大过熟悉。

他和院里另一个大人任海的爸爸有几分相像，大人下班我和大大任海经常站在一起猜远远走来的是谁的爸爸，有时同时转身魂飞魄散地跑，跑回家呆了半天发现爷爷没上来，才觉得可能是认错了人。我们必须及时发现父亲，因为多数家庭都给孩子规定玩的时间，而我们一玩起来总是不顾时间，所以一看见父亲回来就要往家跑，抢在父亲到家前进家门就可以假装遵守时间。

小孩们一起玩时也互相帮着望，看见谁的父亲正往家走就提醒这孩子赶紧撤，最怕正玩得高兴，身后传来爷爷的吼声：王宇王朔！那喊声真能叫人全身血液凝固。爷爷是搞情报出身的，神出鬼没，我们在哪儿玩都能找到，冷丁现身大吼一声。上初中时有一次旷课和几个姑娘去王府井东风市场“湘蜀餐厅”吃饭，忽然听到厅堂内有人怒喊一声“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发现是一端盘子的喊另一个端盘子的“王师傅”，北京话吃字，王师傅仨字吼起来就变成“王缩”。后来我就听不得别人喊“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到现在，谁也不怕了，别人喊别人王师傅，我这厢还是头皮发紧。

小时候，院里有两个小孩我和他们长得很像，一个叫北海，一个叫江红。江红家在老段府和我家住隔壁，江红妈妈每次我进走廊都要凝视着我直到她跟前。我就知道她拿不准走过来的是谁。北海妈妈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打饭，上来就抢我的饭盆，我连忙叫阿姨阿姨我不是北海，她才发现认错了孩子，笑着往后面去找北海。

爷爷也吼过人家孩子。

也不是所有人家都限制小孩出来玩，我那时最羡慕的几家，都是母亲对小孩和小孩的朋友很友好，叫自己孩子回家也不恶声恶气的，欢迎小孩到自己家玩，有时还会请来玩的小孩们吃点东西，我们家是著名的不欢迎小孩来玩的，只有几个同单元的小孩是允许来的，爷爷奶奶一回来也要赶紧溜，奶奶是给人脸色看，嫌我们把家搞乱了，爷爷有时会训别人家孩子，他们还不算最过分的，院里有几家大人，看见小孩淘气还打别人家孩子。

爷爷奶奶的理由是：院里很多坏孩子，怕我和大大受他们影响。他们不了解情况，我一直想解释一直也张不开口，我想告诉他们：不是别人家孩子坏，是我坏。我们本来就坏到一块去了。要说影响，也是互相影响。

爷爷对他认为是坏孩子的院里孩子一点好脸色没有。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杨力文，是爷爷认为的典型的坏孩子，每次见到这孩子人家叫他叔叔，他理也不理人家，还叫人家以后不要来找我们家王宇王朔。那样的粗暴，针对一个小孩的笑脸，是我小时候觉得最没面子的几件事之一。我十五岁第一次从公安局出来，朋友们为了祝贺我出狱，在我们家窗户下放了一挂鞭炮，爷爷正在跟我谈话，一溜烟跑出去，想逮一个，没逮着，在院里破口大骂混蛋，很多人闻声出来站在门口看他。我觉得他真是失态，心里就算郁闷也用不着这样，从那以后我就对他不怎么尊敬了。

我小时候最恨大人的就是不理解小孩的友谊，把小孩贴上标签互相隔离，自己家孩子是纯洁的羔羊，别人家孩子都是教唆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被爷爷堵着门骂过，害人家挨家长的打，简直叫我没法向朋友交代，好在小孩间互相有个谅解，都知道大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理喻，否则直接陷我于不仗义。直到我进了公安局，成了院里公认的坏孩子，被别人家长当作坏孩子隔离，爷爷自认为颜面丢尽，也不再好意思去找人家。

你小时候有一次，奶奶开家长会回来，拿着小本子一条一条谈你的问题，说到老师提醒你注意和袁航的关系，立刻激起我强烈反感，我跟奶奶说：挑一拨孩子的关系真卑鄙。

爷爷的脾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变坏的，我记得很清楚。

爷爷去世后我曾给自己定了个要求，不要再和奶奶吵架，也是想看看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很遗憾，又没做到，前几天又和奶奶大吵了一架，也是去扫墓，清明节。我穿了一件砂洗磨边军装样式的上衣，刚买的，伊拉克不是打仗吗，时髦。奶奶一见我就说，你怎么穿这么一件衣服，我不喜欢。我没理她，但已经不高兴了。她又说，你那边蹭上油了。我那衣摆上有一大块黑，油渍状，是装饰。我还忍着。接着她又说，你怎么连件新衣服都没有。我跟她急了，说你管得着我穿什么衣服吗，你管好你自己好不好。她又来那套，你是我儿子我说你几句怎么了，关心你。我大怒，说你少关心我，你怎么还这样，就不会尊重别人，一定要用贬低别人的口气说话，你难道不知道你使别人、一直使家里人都不舒服吗。在这里，我把话头扯开了，扯到爷爷身上，你身上，说她一直用好心欺负你们。我在美国的时候，爷爷给我写过一封信，上面有一句特别让人揪心的话，说“你妈妈对咪咪比对我好多了”。他写这话是要我放心，我写信是不放心你，觉得我逃避责任，要他们对你宽一点，别老逼你写作业，主要是针对奶奶，要她不要给你的童年制造不愉快留下陰影，像我一样。我大概是写了一些对她的看法，指她是恶化家里气氛的罪魁，写的时候挺动感情，还流了泪。奶奶回信大骂我忘恩负义，不忠不孝，她一番辛苦养了个白眼狼。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不可理喻。

我一直克制着自己，没对奶奶说过爷爷这话，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怕太伤她，虽然我猜她可能根本无所谓。那天忘了我说了句什么，也许带出她对爷爷不好的意思，她说，爷爷得病怎么能赖我呢。我主要是拿你说事儿，为什么咪咪不愿意回来，你把一家人都逼走了。她说孩子有错不能管么。我说孩子能有什么错，能错到哪儿去，是大是大非品质问题还是犯罪。她说我不就是她看电视晚管她吗。我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管的，你准是冲进去抽风。我说一家人谁对谁真抱有坏心想害人？嘴上不好就是不好，就是全部，不要再跟我提好心这两个字！

我也疯了，一边开车一边嚷，嗓子都劈了。奶奶说，你现在脾气真大。我说，你知道你会给人一生造成什么影响吗，看看我，最像你。我说，你对我好过吗，我最需要人对我好的时候你在哪儿。奶奶冷静地说，你在幼儿园。我说孩子最需要什么，需要理解和尊重，把他当个人，父母跟老师一样，那要父母干什么，还能信任她吗。我没有提爱，那是奶奶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我向她咆哮：家里人都死光了，你居然还不反省，你就当孤家寡人吧。我说你以后你自己跟院里要车去扫墓，我自己去我的。她说你怎么这样。我说咱们不亲密你不知道吗，咱们之间应该客气，你不要再对我品头论足，头发长短，穿什么衣服，一天吃什么，你不要上午给我打电话，你起得早不代表别人也那么早起，我什么时候半夜给你打过电话，你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想想。我说咱们是不同年龄的人，身体条件、趣味都不一样，根本没活在同一时代，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没说、不想太刺激她的心底话是：你过去不当回事，独往独来，不可能今天想要儿子了，就来一个儿子。过去我和她吵架时探讨过这问题，血缘关系不代表一切，你从来不付出，照样什么也得不到，没有谁天生对谁好的。

奶奶不说话了，她现在最怕我不管她。前一阵和她聊天，说我有可能出家修几年密宗，她第一反应是，那我怎么办。她这种凡事先想到自己的本事我真服了。前面说的希望我再成个家只盼我过得好的话立刻不对味儿了。我歹毒地说，你靠自己呗，还抱什么幻想，还不明白人最后总是要孤独。把她说哭了，才说我也就是那么一说，也不见得来真的，再说出家也不是判刑，还能回来，没准我就在家修行了，而且你不还有一孙女呢。

每回气完奶奶，我比她后悔，觉得自己很操蛋，怎么办，毕竟是自己的妈，她就不能招我，一招我我就特别歹毒。清明那天一早她打电话，我都出门了又回家耗了一小时，就因为觉得她催我。后来知道她是颈椎阻碍脑部供医院打点滴想通知我，我这边嚷她一句话没说慌忙挂了电话。好几次我跟她通话，旁边有人都会问我，你跟谁打电话呢这么凶。她是特别能激起我恶的一面的那种人，我对别人，周围的朋友包括半熟脸从来不这样，再瞧不上忍无可忍，也至多是一副眼睛朝天的操性。可能是因为是妈，不怕得罪。可能是吵了半辈子，形成了模式，好话也不会好说，好听。和爷爷也是这样。其实我不恨他们，我再恨他们的时候只要多想，离开人，就不恨了。清明第二天我有点内疚，回家陪奶奶吃顿饭，我们俩一起做的，都挺好，我嘴里还是一句好话没有，张嘴就是训她，后来我索性不开口。

也就是这两年，才说奶奶小时候对我不好，还是她起的头儿叫我往这边想，有一次她跟你妈说，要我们多抽一点时间陪你。说我小时候她不常在，所以“你瞧他现在对我们的这个样子”。之前觉得她不近人情，有时庸俗，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是反抗专制，觉得她一向在家里称王称霸，不能让她在家里独大，必须再出一个霸王才能生态平衡，让你们这些老实的家庭成员活。之后也不真那么想，只是吵急了眼拿这个堵奶奶的嘴，属于不择手段。平心而论，至少在我小时候，并不觉得父母不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对孩子不好，不拿这个当借口，假装心里有创伤，没那个概念。少年时代，完全不希望父母在身边，走得越远越好，才自由，在一起只会烦我。

以上是年春节到四月“非典”暴发前陆续写下的。

“非典”期间社会沸腾，我的心也散了，望文生义地用北京话翻译了一把《金刚经》和《六祖坛经》，接着你回来了，跟你一起玩了一个月，又睡了一个月觉，现在想重新捡起来写，觉得为格式所束缚。

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总是为结构和叙事调子的问题困扰，总想获得一种最自由的表达，写着写着就不自由，容纳不下此刻要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一件事正写着一半就想说别的，可又不能放下眼下进行到一半的这件事，坚持把这件事写完，就可能越绕越远，中间又生出别的事，永远找不到接口，直到把要说的话忘掉。有的时候只好为一句话推倒重头写。譬如在这篇东西里，我感到我被自己列出的章节束缚了，这一章是讲我对爷爷奶奶的看法，而我时时想离题说点别的，压抑自己真是件很难受的事，关键是注意力也会因此涣散。写作是为什么，我要问自己，还不是要把心里话痛痛快快地讲出来，至少这篇东西只是有关咱们俩的，我说的你总是能听懂，我又何必在乎什么完整性和所谓流畅。

我已经推倒重写十几回了，最早的第一章是我对你的一万字大抒情，一个月后再看觉得肉麻便删了，现在又觉得好，也懒得再恢复。现在的第一章是我在定中写的，觉得语气轻浮。这样删下去，永远写不完。昨天还是前天一觉醒来，想起一个形式，干脆用日记体，注明每天的的日期，想起什么写什么，写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情绪还在就接着写，情绪不在就写正在情绪上的，如此甚是方便，心中大喜。慎了一天，今天决定就这样写了，前面写的也不删了，就当做废墟保存在那里，没准写着写着又接上了。这样很自由，如果以后再改形式就再改，他妈的也没人规定一个人要给自己女儿写点东西还要一口气说个没完中间不许换腔儿的。

一换形式就滔滔不绝，顺一阵子。能随便写真好。今天我很舒服，就写到这儿。我一顺就懒，就想无所事事地混一会儿。晚上我要去翠微路那边的一个叫“基辅”的餐厅吃饭，听这名字是俄国饭，菜里有很多奶油和番茄酱的那种。我小时候以为所有西餐都是那样的，当时北京的几家西餐馆只卖这种俄式饭菜。头一百次吃，至少五十次我吃完都出来吐。

我有很多嗜好都是活活练出来的，譬如喝酒，譬如抽烟，不喜欢，也没需求，只是为了跟上大家。抽烟抽醉的感觉比喝酒难受一万倍，天旋地转乘天旋地转，永远除不尽的也吐不出来的恶心。可见我身上的很多习气本来不属于我，就本质说，我是个纯洁的人，如果有条件，我应该再安静、再瘦、再挑食一点。我跟你说过我的真正理想吧，当一家豪华餐厅的领班，看着大家吃，自己彬彬有礼地站在一边。

年9月14日星期日

9.

基辅餐厅在翠微路的一个地下室里，医院，医院对面。开车拐进那条路，医院就是大大去医院。医院看急诊，坐在大夫对面的椅子上滑到地上，再也没醒过来。这是两年前夏天的事，那天是周末，你正在奶奶家等我们回来吃晚饭。

基辅餐厅很大，至少两三百平方米，铺着光滑的木地板，中间留出一块很宽敞的地方给客人跳舞，但是一抬头天花板是漆成橘红色的混凝土框架。这餐厅吸引客人的不是饭菜，是一支由乌克兰国家歌剧院演员组成的演唱组合，他们在这低矮扁平的地下室里唱前苏联的革命歌曲和意大利咏叹调。来这儿的客人都是中年人，有俄罗斯情结的。我们旁边紧挨的两桌男女都会讲俄语，跟着演员的每一首歌合唱，演员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唱，很陶醉而且忘形。点点姐说，好容易翻篇儿过去的情结又被迫找回来了。

那几个乌克兰歌手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有两个完全是老头，其中一个仪表堂堂满头银白发像叶利钦时代的叫什么梅尔金的总理，另一个脸颊和下巴也都耷拉了下来。他们穿着前苏联的军服，有一个上校、一个中校、一个穿裙子的女中校、还有一个元帅，排成一排唱《国际歌》。

那个穿元帅服的老头最不正经，一边唱一边朝女士挤眼，还嘬着嘴唇吹口哨。点点姐说，俄国人两杯酒下肚就这个德性。我们知道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只是习惯地把他们统称为俄国人。

军官们在我们桌旁唱了几乎所有我们叫得上名儿的苏联歌曲《山楂树》、《喀秋莎》、《列宁山》、《小路》、《三套车》什么的。我点了首《华沙工人革命歌》，这是我觉得最无产阶级最有暴动气息的歌，一听就仿佛看到彼得堡积雪的街道，扛着长刺刀步槍的武装工人排着队迈着沉重的脚步去推翻政府。这歌里有反抗压迫昂然赴死的气魄，我这种已经成为新资产阶级的人听来仍有所触动。我对点点姐说，看来革命先烈的血是白流了，每一滴都白流了。

我克制着自己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波动不合时宜，也很无聊。点点姐问起一个我认识的以作品具有正义感出名的作家“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真的”。我说了我的观点，当一个人民的同情者——我们用的是“道德家”这个词，是不能光说说的，自己必须过最贫困的生活，把一切献出来包括生命。晓龙说，他认为切格瓦拉够格。我说我还是觉得甘地、马丁路德金更像。我们聊了几句毛，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悲剧，他用暴力铲除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一刹那他做到了，接着他越过高点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个人品质问题，他有没有机会避免这个结果比较倾向这无关个人品质，在这种时刻和氛围他没机会。

接着我发现自己开始暗暗不快，有点陰郁悄悄爬上心头像一只黑甲虫。我开始找这陰郁的源头，也是一个回忆，两年前在另一间叫“大笨象”的俄国餐厅，我和这同一圈朋友在那儿喝酒，也有一支俄国乐队在那儿演出，不过是支电子乐队。我们喝的是“安特”，安徽伏特加，玉米酿的，口味清冽，我个人认为比这次喝的“斯米尔涅夫”还可口。我们一桌人有六个喝醉了。小明姐一直在哭，她丧失了现实感，以为是在小时候，那时她妈妈遭到关押，她吃不饱饭。她哭着央求坐在她旁边的每个人，要他们答应让她吃饱，并且不断地说，我饿我饿呀。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此处删去一行字）我不知如何反应，因为能反应的都反应过了，这是一个我无能为力的现实，我喝了很多酒但又无比清醒地看着这个现实，就像……就像……我也不知道像什么——就像等着锅里水开煮自己。我想你大概不要听这个故事，这是一个肮脏的故事——我是指我，我在这个故事里表现得十分不光彩就不在这儿跟你讲了。总而言之，这天的气氛和那天的气氛表面极为相似，我有点高兴不起来了，我想，坏了，以后我再去俄国餐厅都会有心理负担了。

年9月15日星期一

今天起得有点晚，醒了已经是中午了，又躺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里杂七杂八的节目，彻底起来已是下午3时。昨天睡下的时候也是3时，晚饭在“昆仑”的新罗餐厅吃的韩国饭，喝了几瓶“真露”和我们自己带的一瓶“酒鬼”，饭后又去“苏丝黄”喝了一瓶“芝华士”。一起吃饭的有位金先生，是搞遥感治疗的，就是拿你一张照片，放进电脑里分析，诊断出你的健康状况，有病就在电脑里给你治了。金先生正在申请美国专利，并且已经在日、韩治了一些大企业的社长，获得了两笔风险投资。在座的还有一位生物化学家，很客气地表示了难以置信。金先生的理论一言难尽，有佛教“空”的概念，有老子的“天人合一”，有气功师们爱讲的全息理论，有量子力学的一些实验现象，有各种退休的老年政治人物表示支持的只言片语和遍布世界的成功病例和伽利略这样曾遭迫害和误解的科学先驱者的著名事迹，主要运用循环论证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自己醉倒。

我最近喝酒有点奇怪，当场不醉，回家也不醉，第二天一觉醒来酒劲才猛地涌上来，甚至去吐前天存的伏特加。这个胃停止吸收了吗？

北京冷了，一年又拿了下来。我认识的一个人去年曾对他的女朋友说过，我就想尽快把这一生过完。当时我们都大了，认为他这句话说得很牛掰。他还说过很多掷地有声的话，譬如“崩溃就是想起了以前的历次崩溃”。

年9月17日星期三

一闭上眼就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是视觉存在，一个是文字思维，就像电影画面上打出的一行行字幕，字幕消失了，自我也消失了。

年9月19日星期五

心里很不静，还是不能拒绝金钱的诱惑，收了人家钱不做事，心里不安。我跟你说过我给两家影视公司做顾问，都是很好的朋友，摆明了是借一个名义送钱给你做学费。渐渐地就不踏实了，老想着该做些什么对得起这些钱，白拿人家的钱真不舒服，可要做事就是很麻烦的组织剧本的工作，就要去想平庸——只会使人的智力降低的故事，又为我痛恨。每天都在困扰中，要不要放下小说拍片子挣几年钱去，又信不过自己，之所以我始终没挣到大钱就在于我只能为钱工作半年，半年之内就烦了，必须脱离现实去写头脑里飞来飞去的想法，觉得这个无比重要，上升到为什么活着的高度。如果中国不是电影严于小说的国家，也许我用不着这样矛盾。年龄越大，容忍度越小，过去还能和他们玩玩，现在连朋友低级一点也看不惯。有一个拍商业片很顺手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朋友，前天低三下四地请我写剧本，被我当着另外两个朋友用近乎无礼的口气拒绝了，还顺带贬低了人家一顿教训了人家一顿。其实完全不必，不写就不写呗，何必这样激烈，有点见着人压不住火。不能尊重那些低姿态处世的人，是我的一个毛病，根子上还是欺软怕硬，那些有权势的我怎么也没跟人当面急过。这很不好，要么就跟所有人急，要么就该跟所有人客气，有什么分歧谈什么分歧，别假装暴脾气。

本来是一个我有心理优势的事儿，现在弄得我不好意思，觉得做人出了问题。

我越来越觉得我和这个社会有隔阂，有点愤世嫉俗，有这心态应该离人远一点，不要妨碍那些活得正好的人。从别人的生活中

退出来既平静又焦虑，平静在自己的本来面目中，焦虑在于按捺不住表态的冲动。最让我难以正视的是，我时时发现在自己内心深藏着一个打不消的念头：退出是为了更大型更招摇地进入。我很怀疑自己不再次卷入世间的争名夺利。我跟你说过我的计划，那也不全是玩笑，这之前我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并被那个世界吸引后，想的真是活着再也不发表作品。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用这个世界的文字进行描写就像用方块字堆砌浮雕，把一座建筑还原为图纸，描来描去框立起一道透明的墙，千万色彩从笔画中倾泻在地，遗失在词句之外。

十七号夜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猜想那个世界应该是用音乐语言描绘的。我们认为电子音乐具有指令性，是大脑可以翻译的一种语言，当我们听电子音乐时深感到受其召唤和支配，举手摇头，翩翩起舞。那是一种灵魂语言，我们的灵魂都被它嗅出，在那个世界遨游；那个世界根据音乐变化而变化，而成形，而广大，而绚丽，怎么能不说这是一种精心描绘呢。

我们建议一个朋友做这个工作，翻译电子语言。他在电子音乐方面表现得像一个天才，从来没受过音乐教育，有一天晚上初次上来闭着眼睛把碟打得像一个大师，其嗅人灵魂的能力超过世界上所有“难拨万”的打碟师。我们中有两个音乐学院出来的，一个弹过十七年钢琴，剪过六年片子，和一个澳大利亚缔结好过两年自己也打过两年碟的姑娘；一个是资深电影录音师，都当场拧巴了。当天晚上我们还商议成立一个公司，签掉这个朋友做艺人，他的名字音译成英文叫“我们赢了”，天生就是一个大牌缔结的名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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