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曾经难以承受之轻

刚闻大宾走了，我心里一沉。伤感之后默默地计数，所知的这是第13个。云南建设兵团七团四营十三连当时是个新建知青连，只70多人，成都知青占62人。我们返城后各忙生计，难得一见，但隔年都有噩耗传闻，天知道不是当年的晦运作崇?在如今高龄多见的社会里，知青战友从20岁到50多岁，就先后离世。我这个当年的重病号侥幸存活至今，只有一声叹息。

唯有叹息而已，这是感悟到生命代价之沉重的叹息。

（▲后右一是去逝的兴凤）

“人命关天”、珍视生命，说来是人的本能感知，可知青却缺乏这人生起码的感悟。那年头动不动就是“为上山下乡奉献青春”、“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甘献生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出生以来，只吸吮这特制配方奶生长，理所当然地把生命价值的第一要义当作“牺牲”、“奉献”，个体差异只在于中毒的深浅不同，或虔诚或被动罢了。那个年代，一切以主义、国家、集体为重，个体生命的分量微不足道，生命不可思议地轻，更何况少年轻狂的我们。

当学生时，“誓死”“献身”……不厌其烦地表决心，仅限于纸上谈兵，踏上南疆土地的第一个月，开始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份量之轻，死神完全不在乎“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燃烧呢还是泯灭。

在上山开荒种胶之初，我连先是协助南定河边的四营四连，在沼泽地恳荒，除每天与泥沼中的蚂蟥、蛇、蟒、蚊紧涨地大战之外，日日还要穿行于芦草无边的沼泽泥潭。其中段段险途必须人随人脚跟脚战战兢兢地踩着独木、草根、泥潭，一寸寸挪过去移回来。咒骂声，惊叫声，呜咽声都只有在敛声迸气涉过各段险途后才暴发出来。

那天清晨，薄雾蒙蒙，我们女生8班一行打头踏上出工路，我断后。刚进沼泽就是必经的10米左右的独木桥，圆滾滾的独木略高于水面，水草清浅可见。我一踏上桥面发现朝露把脚下的木头浸润得湿漉漉的，好滑，连连叫“小心！”刚落音，前面“扑咚”一声，埋头蛇行的女生都吓傻了，一看是和我相隔一人的雪红掉下去了。脚下的清水瞬间涌起团团污黑的泥浆却不见人影。我的血往头上冲，手脚却不知所措，其它人也都呆若木鸡。突然污水中两只黑棍突刺而出在空中乱舞，大家这才醒过神来。我和邻近的同伴拽紧这双黑棍般冰凉的的手，稳住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把雪红拖上来，几乎是爬行回到岸边。

可怜能歌善舞的校花雪红哦，全身上下还有满脸都像被墨染过，只有两只大眼白愣愣地，好像魂还没附体，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最可怕的是满头满脸的乱发根上缀的不仅是腐草污泥，大大小小的蚂蝗紧附其上荡悠着。谁也顾不上说什么，都七手八脚地朝雪红泼水冲洗。事后越想越怕：差点就——就那么轻易地走了，值吗？

（▲在沼泽地里种甘蔗的我班部分人，左一的大宾和左四的宏秀均已逝、左二是雪红、右三是作者。）

因不放心发烧躺在茅屋的同伴，我曾利用中午吃饭时间，独自一人多次往返于这条危机四伏的沼泽小道，每次小心地提着锄头探路，脑子里禁不住这个念头：我会被无边的泥泞静静地吞没吗？值吗？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这个可能呀！我很侥幸，多少年后，还有机会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看到送信的女兵陷入沼泽的没顶之灾时，我的眼泪加倍地涌出。

付出生命的可能不久就成了事实。

我们这个70多人的新建连队，进山两年，砍了周边连绵山头的原始森林，开带挖穴种下多亩橡胶苗和上百亩玉米。高强度压力考验着稚弱的身体和精神，尤其是雨季的疟疾高发期。一般发病者就在卫生员手上吃几颗药，几天不出工，烧退就算了事。副连长老沈发虐疾时，烧得温度表都超计了，水米不进昏睡几天，活过来又带队上山了。排长阿容发烧，人昏迷不醒，知青们砍青竹绑个担架抬下山去营部卫生院医治，捞了一条命回来。关键还不止受此一次磨难，只要沾上这病，几乎年年发作，回想起来苦不堪言，当年却以为这一切都是生命本该承受的。我连90%的人都得过疟疾，也都是这么拖过来的。男生杨庭华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年雨季。杨病了好些天，不仅高烧，还叫头痛。大雨小雨下个不停，大路冲垮、小路泡在烂泥里，拖拉机肯定是上不来，抬着走吧，脚都没下处，怎么下山？拖吧，说不定睡一觉就好些了呢？天黑得早，煤油又珍贵，大家都早上床早歇息。夜里，周围山林啸声阵阵，身边屋檐雨脚不停。半梦半醒的，一声凄厉的惨叫，盖过所有的风声雨声，全连人从梦中惊醒。疟原虫向杨庭华脑部侵入，让他头如刀剜，一阵阵一声声哀嚎不绝。天刚亮，大家扎起了担架，迎着暴雨往山下走。排长高峰等4个扶担架的人双脚在泥泞中探路，另4个抬担架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背走。这么一路扯扯跘跘地挨过了10多里山路，把昏昏糊糊的杨医院。一声“不行了，要输血！”吓得同伴返身又上山报信。等全连战友得知消息，不顾一切跑下山，天已快黑了。一条条胳膊伸出来，等着验血输血，可已经来不及了。还有一些跑得上气接不到下气，落在后面的人，都没等到再看一眼，杨庭华已没力气呻吟吼叫了，活活痛死的。

回想起在山上烧荒时偶现桂圆树、橄榄树、老梨树。老员工说那是早年叫不出族名的山民所居山寨。因瘟疫肆掠，家家死人不断，有些甚至全寨族人灭绝，为逃避死神不得不焚寨搬迁。闻此言，好庆幸有了现代医学成果——喹啉丸，以为我们虽遭受病痛而不至于送命了吧，没想到还是有这一天。

当杨庭华的亲人闻讯，千里迢迢从成都赶来时，炎热发臭的尸体早就埋在橡胶林下了。现在想起来，最不近人情的是，身为战友，甚至父母都没能痛痛快快哭一场。当时，所有的人心里都苦，却又时时被“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最高指示罩着，何况谁也没认定这是光荣牺牲啊。好意思拼命嚷嚷吗？那时，生命的份量是如此这般之轻，哪怕是不到20岁的生命。

男生李荣华的死更是静悄悄的，他什么时候得的病，去世时谁在身旁，说了什么，大家都不能确定。只医院一段时间后，传来消息，说是得肝腹水死了。这医院前肚子就大了，累得很。老连长当时还推着他上山，说累点算啥，你是连队里首批的共青团员，坚持坚持。听说他挖橡胶穴时弯不下腰只有跪着挖。他孤零零地死在远离连医院，离成都家乡也有万里之程，也没听说谁参加他了的葬礼。刚过20岁的生命轻轻地、轻轻地飘然而去。

胶林旁的另一场“葬礼”更是让人不堪回首。年吧，先是入边境的军马瘁死，然后狗吃马肉得病，再后来是人吃狗肉得病，我营七连的一家老小、还有另一家人连续病死。北京来人了，说是炭疽病，属二号传染病。全身披卦防毒面具的医务人员把死人、死狗、死马捆绑在一起泼上汽油，架上柴堆，烧了好久好久。然后深埋，然后发禁令：各连队人员不得相互联系，山上人员不准下山。

这道禁令在知青中引起的恐慌比炭疽病本身还大。知青远离家乡在边境深山，就靠着邮件和亲人一线相连，不能下山取信，等于断了那根要命的线，还有那些和马、狗熔为一体的人影时不时闪现在眼前，人畜同命，同化为轻烟……那是一段令人窒息的煎熬期。

疫情险境几个月终于过去了，生命的贵重、人格的尊严、生存的权利等等意识离我们更远更淡了。以至后来，哪怕是面临死神，都不是害怕死亡，而是遗憾没有更多的贡献（牺牲）。

年初的一个傍晚，我自感不适早早地上床休息，哪知心臓越来越不对劲，按捺不住地蹦蹦急跳，要跳出嗓子眼了。同屋的小波见我气喘得苦，忙叫来卫生员丁占红。丁沉着地摸脉博，手一搭上就慌了，忙回医务室拿了强心针来，颤抖的手稳了又稳也没扎到我身上。我觉得呼吸困难，舌头发麻，说不出话，手脚痉挛，以为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心中并不害怕，只是遗憾：刚满24岁才几天，什么（关于主义的大事）都没做呀……爸妈心里会多疼，不能想这个，更喘不上气，听命吧……针刚扎到身上，突然暴发性地呕吐，喷得围拢的卫生员、小波、亚平那个狼狈相呀。袭向头部的麻感消退了，发硬的舌关有了知觉，喘息竟轻松了不少，心跳开始一波比一波缓下来，又闯过一次鬼门关。

就这种日子，还有人羡慕。

一个上海女知青连长和老沈开会住一屋，深夜交心，得知老沈没耍男友、要独善其身后羡慕不已，一声叹息“好幸福啊！”当时，老沈还不得其解。几个月后，营部发文，撤消那个女连长的职务。随后，得知她回沪探亲不获批，肚里孩子一天天见大，但因不交待为父的一方而不让其及早引产。待产前二个月时，剜心掏肺般惨叫声中孩子被钳出，并活埋了。土浅，啼哭声传出，有人不忍，又挖出，又埋。终于，男方——一个成都男知青不堪承受上吊自杀。

与此相比，我等所遭之罪真的不算啥了。

年初和初年，我和小波等人两次被长枪短轮在眼前晃动威逼，“交出总理遗言”“交出江青谣言”。我拒绝在审查记录上签字，被全连大会批斗，并扬言将解押关禁并轮转到各连队批斗。

从来不懂珍爱自己的我们，本想把一腔热血洒向胶林，把壮丽青春献给边疆，换来的却是身心俱残和一次次清查、批斗，倍觉冤屈？那知比我们更冤者还有。我团二营的一个成都知青，从不关心政要大事，只因接待了另一个被怀疑的知青，就在清查审讯时被逼自杀。相比而言不能不承认，我们可算是侥幸地受到命运之神的光顾。也许是自已还没对生命轻贱到如此地步，也许是老教导员暗暗保护的作用。

璨如春花的生命在蛮荒野岭间默默地煙灭，轻飘飘的消失，烟雾一样散去。那时，人人都要背诵：“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谁去掂过这些逝去生命的份量呢？

最后离开“梦游”8年的南疆深山，也是靠知青豁出命误打误撞闹成气的。年开始，云南支边知青要求返城，抬尸游行、罢工、上京请愿、铁道卧轨，无一不是以命相博。云南农场此起彼伏的知青呐喊声在孟定达到高潮。（▲正罢工的知青和面对知青的赵凡——照片引自《八年成都知青云南支边纪实》）

年1月6日，我团四川知青在孟定坝发起绝食抗争，不达到目的绝不进食。条男女汉子自行封闭于七团团部一小院，连水都不喝一口，以示决绝之志。第二天就出现有人昏厥的现象，一群20几岁的鲜活生命眼见奄奄一息。赵凡（赶到现场的中央调查团长）对死心踏地的绝食者和外围几千或跪或泣的知青说话了“知青同志们，我亲爱的孩子们……”。与此同时，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长的声援，境外电台的争相报道，中越边境一触即发的军情都起了发酵作用。直达北京的热线电话那头，听汇报的一群大佬中，时任四川老大的紫阳最先表态：可以安置我省的支边知青，各省老大随逐一附议赞同。自此，绝食知青中昏迷不醒的医院救助，知青的生命被正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恶运也自此终结。被轻视并自轻的我们也开始重新掂量生命的价值。

16岁时，我立志“誓死扎根边疆，建设边疆”，20岁时，我说过“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一次次与死神插肩而过，一个个被掠夺的生命也没能惊醒梦中人。乌托邦，就是一副只对虔诚者下的毒药，这副药我和虔诚的朋友从小就喝着它长大，岂是三年五载能解脱的。尽管我们始终在寻路，学习着思考，但我和大多数沉梦中的人都不是顾准、李昭、遇罗克、张志新，只有历史发展的事实才能唤醒中毒的梦中人。

我想起一次无知无畏直奔终点的亡命之举，倒像是8年知青奋斗生活的缩影。

我那窝在深山里的连队，依赖了一年多的煤油灯后，终于下决心从坝子引电上山。大约有电站的人指导，另外除几个老职工外，就是我们几十个一点不懂行的知青。山路遥远，听不见指挥，电缆向前就是使劲冲锋的号令。个个摩拳擦掌，按分工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地沿起始线路站着。想着在可电灯下看书，能不摸黑进茅坑，个个劲头十足。

刚起步时，还能相互喊话打手势加油，随着线路向山上沿伸，组与组分散了，后来连每个人之间的距离也长得不见踪影，只有手中的电缆时不时向前方移动。电缆线是直通山上的，我的脚下却没有直路，一会儿在丛林中乱窜；一会儿在岩边穿梭；一会儿一点没动静，干晒太阳喂蚂蚁；一会儿随电缆在阵雨中猛跑，累得半死。终于觉得顺畅了，大踏步紧拽着电缆向上攀援。说实话还真分不清是我在拉电线还是电线在拉我。突然脚下路断了，浑黄湍急的河水令人目眩，脑子里空空的，拼命地攥死抖动向前的电缆，忽高忽低吊甩甩地跃过急流才长出一口气来。现在也记不得是怎么回到连队的山窝窝中，记忆被吓得中断，定格在那浑浊的急流中。当然，电线送上去了，电灯也亮了。可这事办得糊涂又惊险，真不知我那份力用上了吗？手一松，小命拣得起来吗？一瞬间的事而已。

这糊涂又自信之举，不就是支边云南8年的缩影？直奔着建边疆种橡胶的目标而去，对国体动荡、农场基础、自身实力、边界复杂等现实全然无知。像一股清风妄图穿透波繘云诡之迷雾，无知无畏地横冲直撞，岂有不烟消云散之理，岂能不付出惨痛代价。

唯一可珍惜的是，这一切我们都承受过来了，今天的价值观、包容量、淡然和理智都是从青春代价的基石上成长起来的。

历史的进程中，知青曾经是试错的棋子，生存在进退举手之间，生命的份量曾经如此不堪承受之轻。但只有如此的生命体验，才确知社会的进步是随着每一个体生命的增值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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