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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口袋书校勘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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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书云:“《大学》以‘心有好乐、忿懥、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①’。所谓有者,《传习录》中以病疟譬之,极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邪?且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时,谓之有则未形也,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何以致吾知乎?学务无情,累虽轻,而出儒入佛矣,可乎?”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②,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病疟之喻

①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意为圣人的情感顺应事物而生发,当喜则喜,当怒则怒,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语出《河南程氏文集·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

②无所住而心生其心:意为不执著,让心境处于自然的状态。语出《金刚经》。

,既已见其精切,则此节所问可以释然。病疟之人,疟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亦安可以其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若必待疟发而后服药调理,则既晚矣。致知之功,无间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邪?大抵原静所疑,前后虽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崇,此根一去,则前后所疑,自将冰消雾释,有不待于问辨者矣。你信中说:“《大学》中以心有好乐、愤怒、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颢先生又说:‘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所谓有情,《传习录》中用疟疾来比喻,极其精辟。至于程颢先生所说的这句话,则是圣人的情感不产生于心而产生于事物,这是为什么?况且如果感觉到了事物而产生了相应的感情,那么其中的是是非非就可以格去。如果没有感觉到事物,说它有情吧但情没有显现,说没有情吧那么情又像病根一样潜在。说有却无,说无却有,这怎么能致知呢?学习务必要做到无情,这样牵累虽然少了,却又从儒家滑落入佛教的泥潭,这样可以吗?”圣人致知的功夫,就是至诚不息。圣人良知的本体,皎洁得像明亮的镜子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纤尘沾染,美丑随时都可以在镜子中现出原形,而明镜却不受丝毫污染,这就是所谓的“情顺万事而无情”。“无所住而生其心”,佛家曾经这样说并没有错。明镜照物,美就是美,丑就是丑,一照就知道真相,这就是“生其心”的地方。美就是美,丑就是丑,照过后镜子里什么也不会留下,这就是“无所住”。你既然认为用疟疾来比喻极为精辟,那么这里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得了疟疾的人,即使没有发病,然而只要病根存在,怎么能因为没有发病,就忘记吃药调理的功夫呢?如果一定要等到疟疾复发后再吃药调理,那么已经晚了。致知的功夫,不存在有事无事之分,哪里管病是否发作呢?大概你的疑问,虽然前后不一,但都起源与自私自利、刻意追求这一弊端。如果除掉这一弊端,那么你前后的疑惑,自然能冰消云散,用不着再去问辨了。钱德洪曰: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之逐节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佛家有‘扑人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人也。钱德洪说:回复陆原静的信公开后,读了它的人都很高兴,认为陆澄善于提问,先生善于解答,都得到了过去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先生说:“原静所问的只是在认知上纠缠,我不得已只好跟他分段解释。如果真的知道良知,只在良知上下功夫,即使是千经万典没有不吻合的,异端邪说一触尽破,何必要这样一节节分开解释呢?佛学中有狗不咬人而追逐石块的比喻,看到石块去扑人,才能咬住人;见到石块追逐石块,在石块上能得到什么呢?”在座的同学们听了,都惕然若有所悟。先生的学问贵在反省内求,并非可以从认知上获得。

《传习录》口袋书的校勘的段落顺序号按照《传习录注疏》的标号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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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段落的校勘发布内容,从手机看格式会觉得注释插入的位置有乱入感,是因为口袋书的“当页注释当页见”的设计,以徐爱序言为例,实际印刷出来的样页是这样的:

就电子版而言,产生了有注释在原文的中间插入的乱入感。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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