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中医方剂学发展史简析下篇

中华中医方剂学发展史简析（下篇）

从中医在方剂学史上考查，近代中医在传承的基础上创制新方，疫病新方的创制。近代中国疫病流行，常见的有霍乱、鼠疫、白喉、烂喉痧、天花、疟疾等。其中的部分疾病或为古书所未见明确记载，或古今含义不同，或古代虽已出现，但缺乏有效治法。某些疾病如白喉和烂喉痧、鼠疫、霍乱泛滥成灾，危害严重，近代的医家们分别就其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在实践中创制了一系列有效的新方。如中医丁甘仁自述：“行道数十年，诊治烂喉痧不下万余人。”而且，近代中医有大量治疗疾病的专书出版，说明医学家们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对诊疗经验进行总结，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鼠疫治疗方：近代鼠疫大流行，死人无数。医学家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系列治疗鼠疫的新方，较为著名的有中医王清任首创的活血解毒类方，罗芝园、李健颐、何廉臣等医家多在次方的基础上加减化裁，并创制了其他的经验方，为鼠疫的治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活血解毒类方、清热解毒类方、润燥清热类方、疏通气血方等。

霍乱治疗方：中国古代所记载的霍乱病名，概治吐泻一类病证，《灵枢.五乱》说，“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则为霍乱”。19世纪20年代，由霍乱弧菌所致的霍乱从西方由海路传至中国。此后，真性霍乱开始在我国蔓延，不少中医家纷纷献计献策，为诊治霍乱贡献力量，创制了一批方剂。名医家王孟英、张锡纯对霍乱病的分类、病因、病机、治疗方法均有所建树，并自拟了一批名方。如：王孟英清热化湿、避秽化浊类方；张锡纯治霍乱方。治疗霍乱吐泻转筋，下痢腹痛均取得了较好的诊疗效果。

内科杂病新方的创制：和温疫病不同，内科杂病的新房创制和医家们对疾病的病因病机人事不断深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时至近代，中风、虚病、肝病、消渴等临床常见杂病得到医家们的普遍重视，且多有新论阐发，尤其是引入西医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创制发明了不少新方。

中风治疗方：“中风之病，猝然倾扑、痰雍涎流，而瘫痪不仁，舌强语骞，痉厥瘛瘲，抽搐昏聩诸危证，接踵而来，甚则不动不言，如痴如醉”，这是张山雷对中风病人的症状描述，极为精确。中风一病，古人认为乃外凤侵袭，后人渐知与内风有关，随着近世西医之学传入，张山雷、张锡纯等医家又吸收新知，认为该病的发病与“脑”有关，但在治疗上，二张与费伯雄、丁甘仁等大家还是在传统的辩证论治基础上，有所总结、有所发现，进而有所创新，沿“痰浊阻脉”，“豁痰醒脑”的药对处方，为近代中风病的治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张山雷总结的内风治疗方、张锡纯镇肝熄风类方、费伯雄治疗中风类方、丁甘仁化痰通络治中风类方。

肝病治疗方：肝脏，今人总结为“体阴而用阳”，名医王旭高将肝病的证治，总结为肝气、肝风、肝火证治三十法，各法分别指出了适应证和所用药物，其治疗思路对后世医家的潜药处方颇有影响。此后，医家多从肝气、肝风、肝阳等入手潜药处方，近代大家费伯雄、丁甘仁都在治疗肝病的临床实践中有所体会而创新。费伯雄调营治肝病：费伯雄认为营血不足，湿邪集聚是肝病的重要因素，临床运用调营治肝之法治疗肝病，根据具体证型的不同，创制了一批相关方剂。在治疗肝病方药方面，另一位近代临床大家丁甘仁亦宗前人法旨，并有所创新，所用方药深得后人推崇。

消渴及燥证治疗方：中医认为，消渴病机缘于“肺气焦满，水源已竭”、胃热阴虚或肾阴亏虚，故费伯雄、张锡纯等各家治疗消渴病多从脏腑尤其是肺、胃、肾三脏阴虚燥热入手，用清热滋阴润燥等品，佐以不同用药，制成各类方剂。费伯雄治疗上中下三消，采用自拟逢源饮，祛烦养胃汤及乌龙汤等。张锡纯认为消渴多由于元气不升所致，治宜补元气以止渴，遂采用传统中医方法与西医对消渴病的认识相结合，先后创制玉液汤和滋脺饮。费伯雄疗脏腑燥证诸方，其将燥分为温、凉两大法门。对肺燥、干燥、心燥、脾燥、肾燥、胃燥、大肠燥、小肠燥等分别制清金保肺汤、润燥降气汤、泽下汤、女贞汤方、肉苁蓉汤等方11首。

其他科新方的创制：除在流行性传染病和内科疾病的治疗中涌现出大量的新方之外，在其他各科也出现了不少新方，如在妇科、外科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良方、效方，并沿用至今。由于宫廷处方用药记录完整，使得一些美容方得以流传后世。近代妇科方的发展多体现在治疗月点，是对皮肤疮疡肿毒、痈疽、瘿、瘰疬等疾病的认识较前代进一步提高，内外合治，药物手术并施，也出现了如活络效灵丹、七厘散、云南白药等一些活血化瘀名方效方，与活络效灵丹功用类似的近代外科明方还有《良方集腋》所载的七厘散，并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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