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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典疟疾虐我千百遍nbsp
索典！“疟疾”虐我千百遍！”
“青蒿素”视我却如“初夜”
作品／日知祗舍
疟疾曾长期在旧大陆各地区肆虐。人类却一直束手无策。
青蒿素出现的历史却很短，用于疟疾治疗也就30年来的历史。很多病人还是初次使用。
正所谓：“疟疾”虐我千百遍！”“青蒿素”视我却如“初夜”！！！
“疟疾”虐我千百遍！”在已有对治方法的今天，疟疾对人类的危害已经大大降低。但在历史长河中，将疟疾列在蹂躏人类最长时间疾病的榜首可能都不为过。
疟疾，中国称打摆子、脾寒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疟”为“热寒休作，从疒，从虐，虐亦声”。“虐”的释义为“残（暴）也”。汉代人已认识到疟疾周期性发热发烧等症状。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成书于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中也有对疟疾的详细记载。战国末年，《黄帝内经》中的《疟论篇》和《刺疟论》已有疟疾病因、病机、症状、针灸治法的记载。
汉代《金匮要略》对疟疾的因、证、脉、治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隋代《诸病源候论》指出瘴疟多发于岭南山瘴之地，由瘴毒引起。明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明确了疟疾病是感受疟邪所致。中医认为疟疾是因感受疟邪、瘴毒而起。
由此看来，中医所说的疟疾与现代西医所说的由按蚊传播、因疟原虫作祟的疟疾颇有区别。
在临床治疗上，据公元1—2世纪成书的《神农本草经》记载，已使用植物中草药常山：“常山味苦寒，主治伤寒、寒热、热发温疟鬼毒，胸中痰结吐逆。”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已有用黄花蒿的治疟病方。
康熙时举人查慎行曾有记载：“西洋有一种树皮，名金鸡勒，以治疟疾，一服即愈，用药只在对症也。”乾隆时，医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录了欧洲人带来的金鸡纳“……治疟。澳番（指澳门葡人）相传。不论何疟，用金鸡勒……一服即愈”。
14世纪时曾发生了罗马教廷避居意法边境的“阿维农之囚”事件。现有研究表明，其中虽有亲法教皇想就近得到法国支持的原因，但担心染上罗马热症、避开疟疾流行区也是其重要原因。
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借助疟疾将恐惧描绘得活灵活现：犹如患三日疟的人临近寒颤发作时/指甲已经发白/只要一看阴凉儿就浑身打战/我听到他对我说的话时就变得这样/但是羞耻心向我发出他的威胁/这羞耻心使仆人在英明的主人面前变得勇敢。
据报道，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第一次攻占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蛮族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大诗人但丁均死于疟疾。
在中国的史书上，疟疾也是一名常客。
汉武帝征伐闽越时，“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东汉马援率八千汉军，南征交趾，然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清乾隆年间数度进击缅甸都因疟疾欢而受挫，有时竟会“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
“青蒿素”视我却如“初夜”古时人们对这种传染疾病束手无策，甚至认为是神降于人类的灾难。苏美尔人就认为疟疾是由瘟疫之神涅伽尔（Nergal）带来的，古印度人则将这种传染性和致死率极高的病称作“疾病之王”。
古代医学也无法确定传染源，古人大多认为疟疾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已注意到疟疾有不同的热型。古代学者曾怀疑它是由沼泽地恶劣有害的空气（有些暗合中国俗称的瘴气）引起的间歇性发烧。
古罗马人则认为，沼泽湿地中会产生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通过口鼻呼吸进入人体，引发疟疾。意大利语中的“污浊空气”（mal’aria），就成了疟疾的学名Malaria。
公元前二三世纪，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写到出现了疟疾这种周期性疾病。罗马时代的学者认识到排干积水有时能控制其发病。
印度古籍《妙闻集》（Susruta，5世纪前成书）已提到了蚊子与疟疾的关系。中世纪意大利人则把该病归咎于有害的空气。
中国古代医家认为疟疾由感受疟邪引起，以恶寒壮热，发有定时，是多发于夏秋季为特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其中引起瘴疟的疟邪亦称为瘴毒或瘴气，在我国主要存在于南方，所致疾病较重，易于内犯心神及使人体阴阳极度偏盛。
在宋人陈言编撰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指出了疫疟的特点：“一岁之间，长幼相若，或染时行，变成寒热，名曰疫疟”。
古人尝试了诸多途径对治疟疾，但成效寥寥。
罗马名医盖伦根据“四体液说”提出，疟疾是体液不平衡所导致的，采用放血和催泻疗法即可治愈。然而，疟疾本身就会导致贫血，简单粗暴的放血只能让病人死得更快。
传统中医则认为祛邪截疟是治疗疟疾的基本原则。在诊断为疟疾后，即可截疟。在此基础上，根据疟疾证候的不同，分别结合和解表里、清热保津、温阳达邪、清心开窍、化浊开窍、补益气血等治法进行治疗。
相传起源于神农氏，在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最早明确记载了植物常山有治疟的功效。
而此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则是受到《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疟疾也分不同种类，除传统病症的疟疾，还有寒虐、温虐、瘅虐之分。
乾隆年间由太医吴谦修编的汉医丛书《医宗金鉴》中，记录了“柴胡截疟饮”一方。该方以小柴胡汤和解表里，导邪外出；常山、槟榔祛邪截疟；配合乌梅生津和胃，以减轻常山致吐的副作用。
而针对寒多热少的寒虐，则有出自于《伤寒论》的“柴胡桂姜汤”。方子以柴胡、黄芩和解表里，桂枝、干姜、甘草温阳达邪，天花粉、牡蛎散结软坚，可加蜀漆或常山祛邪截疟。
此外，“何人饮”、“达原饮”、“截疟散”也是中国古代医家较为常用的药方。
世界各地医生的努力仍然没有减少疟疾的肆虐。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只要当地气候潮湿炎热，疟疾就时常发作。
疟疾不仅种类繁多，且痊愈后病人身体并不产生抗体可以免疫，重复感染疟疾让人们一步步走向死亡。
找到元凶16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开辟，欧洲国家纷纷踏上殖民扩张的进程，当他们脚踩上陌生的热带土地时，首先就要面对疟疾的爪牙。
疟疾的危害迫使印第安人摸索寻找治疗的药物。后来他们终于在南美安第斯山区发现一类树（今叫金鸡纳属树），用其树皮熬药汤或磨成药粉内服能有效地退烧抗病。秘鲁印第安人将它炮制成成药“秘鲁膏”。
年，秘鲁总督钦琼（Chinchón）伯爵的妻子在利马逗留时患上疟疾，药石罔效，眼看就要客死异乡。
幸运的是，伯爵妻子的保健医生卡尼萨雷斯用秘鲁土著进献的“热病树皮”治愈了她。当地人也称之为“生命之树”。
该药后来由大植物学家林耐正式命名为金鸡纳（Cinchona），以兹纪念。尽管一些学者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但在美洲的欧洲人确于17世纪30年代知晓并应用了此药。
年，西班牙的奥斯定会修士卡兰查曾明确提到此物：“在洛克萨（Loxa）国生长着一种他们所称的‘抗烧树’，可用其黄棕色树皮磨成药粉，用两枚小银币重的药粉兑成汤剂服用，可治疟热症和间日热。该药在利马已收到神奇的疗效。”
年代初，此物传入欧洲。
但当时推广并不顺利，仍有不少人拒绝使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就因染上疟疾后，拒绝服用“耶稣会树皮”而去世。
同时，欧洲的医师也持续对金鸡纳疗法进行改善，以增强疗效，减小副作用。
英国的塔尔博尔在年出版了医著《发烧学》，在书中提倡服用以金鸡纳树皮为主药的复方合剂，但对其配方秘而不宣。
直到他于年去世后不久，其药方才公之于众：原来是金鸡纳树皮粉、玫瑰叶、水、柠檬汁与欧芹汁的混合物。
金鸡纳树的大量药用导致野生金鸡纳森林资源萎缩乃至遭破坏，于是欧洲人于19世纪中叶开始在印度、锡兰、爪哇进行人工种植并获得成功。
而此时，因为康熙帝也曾受益于此，金鸡纳树的特效药也在中国传播开来。《本草纲目拾遗》中记录“……治疟。澳番（指澳门葡人）相传。不论何疟，用金鸡勒……一服即愈”。
但金鸡纳树并非根本良药。一是因为种植难度，金鸡纳树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不可能普遍栽种；二则是金鸡纳树本身有着严重的副作用，病人容易出现腹泻、哮喘、耳鸣、急性溶血。即使治愈了疟疾，它可能会给病人带来比疟疾更致命的副作用。
虽然后有法国医生PierrePelletier和JosephCaventou在年提纯出了树皮中的有效抗疟成分——奎宁，但人们依然在探究疟疾的根本发病原因。
年，意大利医生乔瓦尼·冯里亚·兰锡西最先指出，疟疾总是流行在蚊子繁多的潮湿沼泽地区，而在排水之后就会一度绝迹，这一现象表明，致病的毒性也许就是蚊子传播的。
年，法国军医拉佛朗在非洲疟疾患者血液的红细胞中发现疟原虫。年，英国生物学家罗斯（Ronaldross）在印度发现按蚊体内疟原虫的合子，并阐明了人体内与蚊体内疟原虫的发育史以及疟疾的传播方式，罗斯因此获得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金鸡纳及后来用科学方法提取其有效成分制成的奎宁虽能有效治疟，但其发病机理仍是云山雾罩。
在人类不懈的探索下，19、20世纪之交的上述发现终于揪出了疟疾的罪魁疟原虫。
而青蒿素的发现则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了。这大家今天已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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