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屠呦呦获诺贝尔科学奖谈我国古今治疗疟疾

屠呦呦先生荣获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引起国内外的积极反响。作为中国本土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她的研究主要是从青蒿中成功提取治疗疟疾效果显著的青蒿素，从而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而征服了诺贝尔科学奖评委。由于她获得的殊荣与青蒿和治疟有关，因此我们不妨去看看我国从古至今“治疟”与“青蒿”中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1疟疾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在人类的历史上，疟疾是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恶魔。疟疾在中国称打摆子、瘴气、瘴疠、脾寒等。古代我国的岭南、云南、四川、贵州和湘西南一带是疟疾的重灾区。由于疟疾的流行，严重影响这些地区社会和生产的发展。甚至古代征南的部队因传染上疟疾大量减员导致征伐失败。为防万一，征战南方时，朝廷专门强化部队的医疗卫生保障，“瘴药”和“创伤药”一样成了行军打仗的必备药。由于瘴疠的影响，征伐的军队胜利后也不敢久留当地。

据史书记载，秦代秦始皇动用50万大军伐岭南，起初势如破竹迅速推进到桂林，然此后战事不顺。当地人借助地形熟悉，白天躲藏，晚上偷袭。加上丛林中瘴气弥漫，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不少人染上疟疾而亡，战争久拖不决。公元前年，赵佗在南方称南越武帝，汉高皇后吕太后派遣将军隆虑侯周灶领兵进攻南越国，正值暑热天气，士卒染上疟疾，兵不能逾岭（阳山岭）而作罢。汉武帝征伐闽越时，“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八千汉军，南征交趾，然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其后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因派威武将军刘尚领兵万余征伐武陵蛮失败，又速遣马援统兵4万征讨。武陵蛮首领相单程率军退守沅江上游清浪滩北岸杨家寨等地（今属怀化市沅陵境内），凭借清浪滩天险据守数月。当盛夏来临，远道而来的汉兵水土不服，染瘴气等疫疾病死过半，马援也死于军中，留下“马革裹尸”的典故。马援在留下的《武溪深行》词中写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这位勇武善战的将军，面对武溪湍急的流水、壶头山的险峻和士卒多染瘴疠的情景，不禁发出了无奈的长叹。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征讨孟获，属下王连谏道：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劝说诸葛亮不必亲征。北魏和平元年（公元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浚行幸河西遇到瘴气，不得不撤军。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谈到云南泸江（盘龙江）两岸时说到：“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迳之必死”。当地流传的民谣说：“五月六月烟瘴起，新客无不死；九月十月烟瘴恶，老客魂也落。”

隋唐时期，有关疟疾的记载不乏。据《北史》记载，曾任隋朝兵部尚书的柳述北边在龙川任职数年，“复徙宁越，遇瘴疠死。”《隋志》说到：“岭南二十余郡，地势低湿，暑热，湿气交蒸，疫疠为害，向被称为瘴疠之区。”隋代狄士文带领一千多人“至岭南，遇瘴疠死者十八九”。当时的潮汕一带，九、十月蚊子多疟疾多发，有“九月稻尾黄，十户九家卧眠床”的说法。在全唐诗中，有不少提及瘴疠。杜甫在《梦李白二首》诗中写到：“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在《闷》诗说：“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沈佺期公元年被贬谪驩州（今越南义安省），途中作诗《入鬼门关》：“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史料记载，唐玄宗时，曾派侍御史、俞南留后李宓率7万大军征伐南诏国（今云南境内），士兵到后被传上瘴疫，又病又饿，死去“什七八”，李宓也被活捉，全军皆没。这样，因瘴气导致南征失利。唐宣宗大中年间（～年），南蛮火烧邕州，劫掠交趾，派去的驻军“涉氛瘴死者十七，战无功，蛮势益张。”

宋代，多有瘴疠肆虐的记载。宋人认为农历三四月进入春季，岭南万木复苏，这时苍蝇、蚊子等毒虫纷纷出巢，称为“瘴起”。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载：“邕州(今南宁)两岸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尤毒。”宋太宗时，许仲宣被改任广南转运使，集中兵力征伐交州，因当地有瘴疠，士卒死者十二三，大将孙全兴也因此作战失利。淳化年间，岭南销往内地的香药，通过万余邮卒运抵京城，“当盛夏时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仁宗庆历年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得罪交趾(当时的越南)，要求宋朝支持却遭拒绝，于是起兵反宋。为镇压侬智高的叛军，名将狄青受命统师南征。狄青深知“岭南外区，瘴疠熏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生”。他于是上书皇帝，谈及广西一带瘴疠之害，提出要强化了部队后勤医疗卫生保障，备好药饵器具。此后，他选择在冬季12月，挥师南下，大败了侬智高，攻破都城邕州（今广西南宁）。但南下征战中，虽对瘴疠有所防备，仍有不少是非战斗减员。《宋史》说：“青之至邕也，会瘴雾昏塞，或谓贼毒水上流，士饮者多死。”考虑到瘴疠的严重性，宋淳熙七年（年），朝廷“初置广南烟瘴诸州医官。”广南也就是岭南地区。南宋诗人戴复古在《送来宾宰》的诗中说：“须知早归来，瘴乡不可久。”

元代对疟疾也有记载。《续资治通鉴》谈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瘴疠疾作，帝命尚医诊视，遣近臣临议用药。”至元二十三年（年），元兵在部队中设置医生，后征伐岭南一带，但仍“闻者莫不恐惧，……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刃。”至元二十五年（年），爱鲁任广南西道左右两江宣抚使兼招讨使，结果“感瘴疠卒”。因此，元代朝廷规定，在非瘴疠的地区，正职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但在瘴疠之地，蒙古人不敢前往赴任，正职让给了汉人。很有意思的是，元王朝的末代皇帝妥懽贴睦尔在公元年农历4月28日去世，死因竟是染上疟疾。

明清时期，虽然医学有了明显的进步，但疟疾在南方仍然肆虐。永乐二年（年），广西左、右两江，仇杀不绝。朝廷命官员去办案，但由于那里的瘴疠和蛊毒，办案三年，派遣去的官员病死十七人，案子也未办完。”同时“而永州、宁远诸卫远戍广西，瘴疠死无数。”明代万历年间在东南地区有过大范围的流行。万历五年(公元年)江西的永新、永宁、福安等地出现大范围流传，造成永宁、福宁“死者无算”；永新“死者不可胜纪”的严重后果。此外，就是征用土兵，也就是“以夷制夷”或“以蛮攻蛮”的办法，可避免涉瘴疠之险。明人王士性说：云南“广南守为侬智高之后，其地多毒善瘴，流官不敢入，亦不得入。”清朝《滇南闻见录》记载：“滇省瘴疠最盛，名目甚多。春夏之间，槟榔花开，香气甚浓，其瘴最毒。”清乾隆年间数度进击缅甸都因疟疾欢而受挫，有时竟会“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云南《镇越县志》中记载：“每年瘴疫盛行，人畜死亡，颇足惊异。有数人死亡者，有举家死亡者，有全寨死亡者”，其情景十分凄凉。云贵总督岑毓英年率领云南官兵进入越南岱、泰民族居住地区抗击法国军队，一年之间，其部下官兵多人染瘴疠而亡。

民国时期，奎宁等有效药物已大量应用，但药少价高，挡不住突如其来的疟疾传染。民国时期24年（年），湖北襄樊大水，灾后水源被污染，蚊虫大量滋生，疟疾爆发。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卖得比黄金还贵，多数病人只好求神拜佛，或采取“姜汤、棉被、晒太阳”的方式治疟，惨状触目惊心。据《思茅镇志》记载，民国30年（年）夏秋时节，军民染疾而死者不在少数，成熟的稻谷无人收割，只得由驻军代收。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疟疾流行县市达个，占全国县市总数的70％以上。据年统计，全中国有疟疾病人万，每年病死有数十万，位于五大传染病之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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