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议中医与玄学

中医与文艺复兴之前的传统西医是非常相似的，可以归为同一种认知、实践体系：这种体系的本质就是极不完全的归纳加上大胆的臆测、联想、类比。周作人曾批评中医：“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事实上，不惟中医，近代之前的西医也是“行医的玄学家”。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现代科学全面起步。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医也迅速摆脱玄学思维，走上现代医学的道路，于是中、西医分道扬镳。

中医与近代之前的西医极为相似

中医近代以来被尊为“国医”，同“国学”、“国画”、“国术”等并列而为“国粹”。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文化东传所激起的，就“西医”来说，我们需要区分其两种形态：一个是文艺复兴之前的传统西医，一个是自文艺复兴开始兴起至19世纪成熟的现代西医。

中医与文艺复兴之前的传统西医是非常相似的。在医学理论方面，二者都是从一种古代思辨哲学世界观出发，构造出以整体观、平衡观为主要特点的生理、病理学说，其中充满了臆测、联想、类比。

中医理论经典《内经》，主旨是以阴阳五行学说来建构中医理论，而阴阳五行学说及与之相关的元气论是中国古典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从时间上看，这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形成其“四体液说”的时间大致相当。

传统的中、西医属于同一种认知、实践体系，这种体系的本质就是极不完全的归纳加上大胆的臆测、联想、类比。联想、类比等与纯形象化的神话相比，较为抽象，是高一级的认知方式，但与讲求逻辑、“实测”，以精确性为特征的科学仍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样的认知方式近代以来经常被称为“玄学”。如梁漱溟就说，“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无科学”；周作人批评中医：“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事实上，通过以上的介绍可知，四体液说与阴阳五行学说都充斥着大量的联想、类比、感应。所以，不惟中医，近代之前的西医也是“行医的玄学家”。

从解剖学看中医的沦落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现代科学全面起步。西医也迅速摆脱玄学思维，走上现代医学的道路，于是中、西医分道扬镳。

解剖学是现代医学最基本的前提。事实上，中西方传统医学本来也都是建立在各自的解剖学之上的。《内经》中就有“解剖”的概念。《内经》、《难经》中对人体各内脏器官的形状、重量等都有详细的说明，一些现代研究者依据其所列举的数字，计算出心与肺重量的比例为1：4.25，这与现代解剖学的1：4.33很接近。

文艺复兴前基于宗教、风俗等原因，西方世界也极少有人体解剖。西方医学泰斗盖伦很重视解剖，但他基本上是解剖动物，被称为“猴子解剖家”。他把从动物解剖中获得的结论直接运用到人体上，难免带来许多错误。文艺复兴开始，随着人文主义、科学精神的兴起，人体解剖的禁令才逐渐被冲破。一代巨匠达芬奇在绘画中力图自然地表现人体，这就要熟悉人体解剖的知识。为此他勇敢地解剖了约30具尸体，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为后世留下大约张人体解剖图，可谓现代解剖学的前锋。此后，巴黎大学富有反叛精神的学生维萨留斯经过长期的亲身实践，开创了现代解剖学，成为现代医学兴起的重要标志。

而中国传统医学长期以来就丧失了解剖实证精神，其解剖学知识停留在《内经》等四部经典的水平上，两千年未有长进，而且以讹传讹，越谈越玄，愈发脱离实际。清代医家王清任痛心于这种现实：“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于是他积数十年之功，于年出版《医林改错》一书，以自己的亲身观察，纠正传统中医对人体器官的种种错误认识。但是，王清任并不是真的去解剖人体，而只是“看剖”，也就是到坟场去看被狗咬破肚皮的小儿尸体，或去刑场看被处以剐刑的犯人。这当然大有限制，改错不彻底，甚或形成新的错误。

年后，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强力冲击下，中医理论不进则退，不但未将王清任的改错精神继续下去，反而越来越向玄学的道路上退去。先是广东医家朱沛文提出所谓“形从洋”、“理从华”的说法，在医学上推行“中体西用”。到20世纪初上海中医恽铁樵则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为中医进一步玄学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于是，“脏象学”应运而生：五脏不是实物，而是某种抽象的功能符号。很多中医家觉得“脏象”不够古雅，不富有哲学意味，于是改称“藏象”，这就更可以在玄学之路上纵情狂奔了。“脏象（藏象）学”已是当代中医的主流理论之一，但铁板钉钉的事实是，至少在20世纪之前，中医都是认为五脏是解剖之实物的。

金鸡纳的故事

用来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本是秘鲁印第安人的土著药物，这本属古老的本草医学的范畴。印第安人用它来治疗疟疾时，既对疟疾的病因、病理一无所知，也对金鸡纳何以能治疗疟疾的药理一无所知，这完全是偶然服用后口口相传的经验积累，同中国的“民间验方”并无二致。金鸡纳17世纪传入西方，也一直是一种本草药物，与现代医学并无关系。直到19世纪，西方科学家先是从金鸡纳中分解出活性成分“奎宁”；然后又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疟原虫，对疟疾的病因、病理有了真正的了解，知道金鸡纳可以治疗疟疾是因为“奎宁”能杀疟原虫；到20世纪中叶西方科学家首次成功地以人工方法合成“奎宁”，从此治疗疟疾不再依赖于金鸡纳树。这样，金鸡纳这个“民间验方”就进化成现代医药。

在金鸡纳这个例子中，现代医学还受到传统验方的提示，而今天绝大多数的药物开发、治疗，完全是科学设计的结果，与民间验方已没有任何关系了。

中医依据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阴阳五行框架，也可以对任何疾病作出解释，并设计出药物。如可根据症状确定病人的阴阳是如何失调、五行是如何乘侮的，然后再依据寒带药草性温、热带药草性寒等原则择取药物，设计出药方。但很明显，这样的设计完全是一种玄学的臆想，它富有浪漫的文化艺术气息，但绝非科学，理论上不会失败，实践上也永远没有进步。

近代以来，中国的各门自然科学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与国际接轨，唯独医学领域并存着中、西医两个体系，纠缠不休。很明显，这其中有不太健康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作祟。我们可以说，中医本于古代的思辨哲学，其基本理论与现代科学是格格不入的。中医疗法更像一种“人文疗法”、“精神疗法”。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这样的疗法当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希望中医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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