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百年一遇的洪灾,这艘济世方舟力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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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民国2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个好年份。关中刚刚结束长达3年的大旱，东北正笼罩在战前的阴云之中，各地又开始零散流行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在当时被译作「虎力拉」，又称为「虎疫」，死亡率极高，民众谈之色变。民国年间，中国内忧外患，瘟疫频发，37年间，共发生传染病疫情次，平均每年3.08次……当时的中国，可谓「无年不疫」。年的7月，长江流域普降大雨，其中汉口降雨达21天,雨量.2毫米，比标准雨量多出毫米。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灾的逼近。「中华民族，濒九死之绝境」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地势低洼水系发达，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四分之一。武汉河段担负着中、上游金沙江、岷江、沱江等八大水系的洪水宣泄任务，但因为常年的滥砍滥伐而水土流失严重，蓄洪能力大大削弱，同时下游湖泊淤塞，政府无力疏通。年7月，武汉分别出现了9天、12天的集中降雨。长江沿岸的长沙、九江、镇江、上海、杭州等地降雨大大超过标准雨量。一场空前的水灾正在酝酿之中。在民国时期，湖北堤防修筑经费每年收入约万元左右，但这笔钱却常被国民政府挪作军费。使得水利修筑工作近乎荒废，各地防汛物资匮乏。7月29日，丹水池铁路堤出现险情，市民及堤防人员辗转找到省、市政府汇报险情，却并未受到重视。身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何成浚和督军徐源泉、警备司令夏斗寅，正与既济水电公司经理刘少崖在一起打牌赌博。牌桌上堆叠的筹码令人眼花缭乱，而牌桌之外的汉口，丹水池堤段却轰然决口。年8月19日，洪水达到53呎6吋（超过16米）的最高纪录。汉口水深处最高达1.5丈（5米）。年的武汉江淮流域遭遇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水灾。据统计，此次水灾波及23个省，死亡余万人，灾民达到1亿人，财产损失甚至无法计算。数月之内，长江洪水还未消退，黄河洪水又起，「野哭声断续，浮尸逐水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其发布的《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写道：今日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济世方舟」洪水四处蔓延，而时任汉口市长兼任两湖防汛主任的何葆华，仍私自将防汛麻袋每个提价1.5元，并将规定麻袋的豆、沙比例由7：3改为3：7，从中大肆贪污。8月2日，大水冲破单洞门冲入城内。汉口全市除日租界因采取了防堵措施未被淹没外，其余地方已经成为了「泽国」。医院距离单洞门仅一箭之地，洪水破堤后，医院内的水位逐渐开始上升。根据预案，医护人员先把病人从一楼撤到二楼，水位接着升高，又把病人从二楼搬迁到三楼。当时的协和为男女分院，男院的主楼没被洪水冲垮，但巨大的风浪仍不断冲击着协和女院的院墙，医院中的工作人员花了很大力气做成一个栅栏，却抵不住风浪的压力，整个女院部的服务大楼在风浪中轰然崩塌，被卷入滔滔洪水之中。医院院内被冲倒的不只女院大楼。中国职工的住宅也全部毁于洪水，外国职员的住宅部分被冲坏，医院院墙则全部倒塌，医院和汉口市区连成一片汪洋。随后，川水与襄水奔腾而至，8月13日、17日武昌、汉阳也相继被淹，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浸泡在洪水之中。据统计，武汉三镇共被淹16.3万户，因住房被淹无家可归者4.5万户，死于洪水者余人，灾民达78.2万余人。泡在水中的江汉关（图片来自于网络）当时，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报刊为救灾奔走，呼吁中外各界人士共同伸出援手，给予经济协助，政府以政令形式，命令各级机关积极救灾，南京政府紧急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但毕竟总会址在上海，与武汉灾区相隔半条长江，且事物繁多，人手有限，很难在武汉开展工作。而本地最医院内外交通几乎断绝。困守孤岛的协和不仅无法救援灾民，连医院运作资金都成了问题。年《医院院务报告》记载「今年年初，我们预计有二千八百元来自外国的捐献，有一万一千元来自本地的捐献。但是由于汇率的提高，我们从国外汇款中收到四千四百五十九元六角六分，国内由于水灾只收到四千五百六十三元三角二分。在医院毫无业务收入，又没有捐款来源的情况下，我们仍需每月给全体职工支付一百七十英镑的工资。」医院难以开展工作的关键时刻，院方联系上了两个组织，一个是位于上海的国际洪灾救援基金委员会，一个是中国洪灾救援基金委员会。这两个慈善组织表示，它们可以筹集资金，但是没有足够人手做事。就这样，慈善组织与「有人缺钱」医院一拍即合，当即表示，医院作为「紧急医疗组织」进行支援。商议后，决定同时开展岸上和水上的救援活动。岸上行动，就是在英国循道会在汉所属训盲学校和黑山两地设立医疗点；水上行动，医院船，沿江收治灾民。就这样，医院船「罕拿摩勒」号（HannahMoller）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罕拿摩勒」号（医院）洪水中，不灭的灯火在成医院船之前，「罕拿摩勒」号的主要工作是……运煤。运煤船用来看病，无疑需要进行一番大改造，而「罕拿摩勒」号为了适应在水上收治病人的需要，进行的改造堪称精妙：1医院船的非常宽敞的储存间，二层甲板的2、3、4号舱室用作3个照明良好的病房，下医院护士和一般劳工的宿舍，在二层甲板上还有一个尽管小巧，但是照明充足，可以随时投入使用的手术室，并附有一个单独的消毒间，船上特设一个自己的药房，药师在其中为灾民开处方。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当时的武汉，如山似海50多万人，包括市区的灾民和来自天门沔阳的灾民，聚集在市区铁路埂上和黑山、洪山的山坡荒地，数以千计的妇女被迫在野地里生产，还被警察视为「有碍卫生，四处逼赶」。市区的汪洋中，粪便、浮尸和淹死的家禽、家畜随着水波浮浮沉沉。糟糕的卫生环境使得洪水还未完全消退，受灾地区的疫病已经悄然抬头。医院联席会议的决议，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在武汉城内划分区域，各自负责诊治、送药。医院还雇「划子（小船）」16只、驳船5只，载着药物、医务人员四处开展诊疗活动，并为灾民送去药品。鉴于疫情严重，普爱、医院医院，普爱在汉阳黑医院，设置床位张。医院医院，对灾民进行诊治。9月下旬，改造完毕的「罕拿摩勒」号从上海沿长江而上，开至汉口。医院2名医生、所有男护士和余下的病人全部登船，手术室和药房的一应设备，床铺、被褥、床头柜等小件东西，也由协和院方用「划子」运上了大船。品芳照相馆拍摄的灾情照片：铁路外中山公园及医院水深约二丈，附近市房多已淹过屋顶。（武汉市人文武汉俱乐部侯红志先生供图）雷士德信托基金汉口研究处甚至为「罕拿摩勒」号提供了一间非常先进的细菌实验室，实验室由雷士德医学院的罗伯森医生（DrRobertson）负责主持，还配有一位资深的技术助手从旁协助。除了为船上的病患提供一流诊断以外，实验室还可医院提供洪灾期间新发疾病的研究报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实验室，一部分手术病人和妇女患者得以被转移到岸上的医疗点，而痢疾、伤寒以及其他疑难病例则与其他病人分开，被转移到船上进行相关的治疗。当时的湖北，黄冈流行伤寒、恶性疟疾、痢疾、天花，死亡人数近万，而灾民聚集的汉阳黑山则爆发了霍乱疫情，每日死亡百人。「罕拿摩勒」号与全国抗洪医疗委员会合作，通过医院的其他员工，联络医院，参与并指导了这些医疗机构的工作，这一切，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救助体系，使得大批的灾区病患受益。从9月下旬医疗船抵达汉口投入使用，到12月船回上海，花费共计.88元美金，一共有名病人（包括后来在黑山收治的）在医院船上得到救治，其中大多数都是「接近于赤贫的中国病人」。滔滔长江，漫漫长夜，医院船支的灯光彻夜闪烁。尾声9月上旬，大水逐渐退却，而此时的武汉三镇已淹没于水中达一个月之久。9月，南京政府制定《民国二十年赈灾公债条例》，规定发行万赈灾公债，用于办理急赈、工赈及购买赈粮。同时，政府同意江苏省政府发行治运公债万元。仅年8~10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海外侨胞捐助就达元，外国政府和组织捐助元；社会各界更表现出空前的体恤灾民的人道情怀，至年9月30日，救济会募集到约多万元捐款，创官方募赈史上的一个奇迹。年9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汉口救护队赶赴汉阳黑山，为灾民施打防疫针。当时的黑山已经发现真性霍乱，救护队紧急开展手术，注射霍乱疫苗。据统计，在年9月~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灾区约有多万人次接受了霍乱、伤寒、天花、脑膜炎的预防注射，有超过34万的病人接受了医疗救治。然而，由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国民政府的公债发行中途停止，万国债只发行万，江苏省公债实际只筹得1/10。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联合调查显示，当年灾民灾民死亡百分比中，淹死仅24%，疫病死亡则占到70%。尽管国民政府在灾后即做出反应，派卫生防疫组分赴灾区，医院的实验室，检验霍乱及各种传染病的消长，宣传预防霍乱等传染病知识，但疫情并未被就此扼杀，各地灾民大量外逃躲避瘟疫，加速了传染病在全国的流行。

年湖北疫情（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年，中国爆发霍乱大流行，染疫城市座，患者666人，死亡人，死亡率31.76%。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段全国上下一心的救灾故事并没能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只有那片汪洋上，各处汇聚成的不灭灯火，长久地、长久地流传下来。（责任编辑：Leu.）主要参考资料：[1]医院.协和往事

武汉近现医院船“罕拿摩勒”号登场[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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