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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人物医林生涯四十秋上张迪
浙江省名中医，原慈溪市政协副主席，三北书画院副院长张迪蛟先生于年9月12日12时不幸逝世，亨年79周岁。上午慈溪市乡贤研究会敬献花圈。今选发张老自述《医林生涯四十秋》，以作纪念。
年“七.七”事变点燃了全民族的抗日烽火。那年11月28日（农历10月16日）我出生在当时的姚北重镇——周巷镇（年划归慈溪）。为纪念抗战，父亲把我取名“蝶蛟”（谐音“敌蛟”），意寓与敌交站的枪炮声中诞生了我。小学毕业时，自改“迪蛟”，近年来也常用笔名“张晓”。
我自幼随父学医。年3月参加周巷联合诊所工作，年浙江中医进修学校第10期毕业，年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年2月晋升主治中医师，年12月晋升副主任中医师，年12月晋升为主任中医师。现医院副院级协理员，兼任慈溪市政协副主席，三北书画院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员，宁波市医学会常务理事，慈溪市中医学会理事长。
幼承庭训
我家自祖父张福昌开始，以医为业。父亲张运阳从先祖父学医，故有“小郎中”之称，精于医道，擅长书画。年举家从天元镇西界塘迁至周巷镇东河沿。抗战期间，疟疾流行，“金鸡纳霜”（奎宁）需从印度进口，药源奇缺。家父用纯中药创制“国医张运阳氏除疟疾”放售上虞、余姚一带药铺，颇有声誉。镇上水陆交通方便，商贾云集，经商可图微利；亲授先母戎氏（后改张碧荫）悬壶妇科，自己亦商亦医。先母病逝后，续我母杨氏，在西河沿买了二间楼房三间平屋，仍亦商亦医。至解放前夕，政局动荡，经商也难，就专操医业。所以土改时，我们家庭成份化为自由职业。
我7岁开学，在周巷一小读书。小学四年级后的寒暑假期间，父亲开始教我《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启蒙医药书。年只读了余姚县中一年级后，命我辍学，继承祖业。当时适逢以王斌、余云岫为代表的歧视、扼杀企图消灭中医的思潮泛滥，普遍认为中医的存在与发展前景堪忧，从事中医的人也纷纷弃中学西。父亲性情素来固执，不以为然。我只好秉承父命，埋头攻读中医经典。每日清晨睡梦中被父亲唤醒，起床后先读书，再练字。中饭前，他喝酒，我在旁背书，如能背出，圈上新课（古医药书为直排本，无标点，划圈以断句），否则下午还得补背。年复一年，历时五载。虽囫囵吞枣，味同嚼蜡，但幼时的死记硬背，也为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背诵的书籍除《雷公药性赋》、《汪昂汤头歌诀》外，主要有《濒湖脉学》、《黄帝内经素问》全书和《伤寒》、《金匮》、《两温合刻》重点经文及承澹庵《中国针灸治疗学》、《赤子之图》中的歌赋等等；还读过《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古典文学作品。父亲还认为字是人的第二付面型，作为医生尤其重要，为节省笔墨纸张，用砖头代纸，箬壳作笔，也用旧报纸反复书写，从而培养了我对写字的兴趣。终日随父左右，不出庭户，耳濡目染，这样就决定了我一生从医的命运。
年7月，父亲约请眼科医生康焕章老伯同作介绍，我加入了慈溪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并为周巷区分会通讯员。当时，按照父亲的临证思路，已初步具有独立应诊能力，常定期不定点去泗北、镇海乡一带巡回医疗。多数时间仍跟父亲临诊。
年全国合作化高潮到来，广大医务人员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同年3月16日，我参加了周巷镇联合诊所，分配在周塘分所工作。
年4月至7月，我在周巷区卫生院短期学习西医后，由分所调入总所。为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考入周巷镇职工业余夜校，补习文化课。同年8月，医院，医院工作。
在此期间，曾经历了整风反右运动。
复经师教
年春，我有幸进省中医进修学校第10期中医精修班学习。这是在职中医师的理论提高班，也学些简单的西医基础课。学员来自全省各地，年龄差距很大，我22岁最为年轻；毕业证书成绩栏上，每门功课均得优秀。进修还未结束，学校已与浙江医学院合并，改名浙江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即为医大的一个专业。当中医学院第一届学生（65届）来校时，我还向他们介绍如何学习中医的体会。想不到，时隔10个月，我作为66届的新生又接受了他们对我的欢迎。
进修毕业后，医院调到建塘管理区保健所负责工作，并担任管理区团总支宣传委员。那时，我积极参加县、区组织的各项卫生防疫工作：如牛痘接种、血防、麻防、钩防、丝防等等。多次被评为县、公社文卫系统和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还去了全国第一个无蝇镇——嘉兴县南浔镇参加浙江省第一次血防、除四害积极分子大会。
通过进修，我对中医基础基础理论已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渴望学习西医知识充实自己。年春，浙江医科大学招收函授生，我经夜校补习，平时自学，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考试，竟被侥幸录取。随之，医大有招收部分调干生，以同等学历资格，县委宣传部就保送我调干进校读书，结果仍被录取在中医专业。
来到求是书院，尽管换了校牌，对我来说并不新异，既来之也只好安之。进校时，学制定五年，教材是教学改革的“新产品”，中西医理论合编，如《基础医学》中有中医的《内经》部分和西医《生理》、《解剖》、《病理》、《组胚》等7门课组成。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不但教时难以安排，学生也很费解，后来听说在全国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上，专家们否定了这一方案，推倒重来。第二学期开始，先学中医，后学西医，最后一年生产实习，学制改为六年。漫长的岁月，个别调干生难以坚持，自动弃学了。我却坚持了下来。
我幼受父训，又是再次进校读书，专业基础较为扎实，成绩名列前茅。第一学期被选为副班长，第二学期开始任学生会宣传部长，班级学习委员，课代表，还评上“五好团员”。成绩差的同学，夜自修常由我负责辅导。
年，大学三年级时，开设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金匮》课、该书由于年代湮远脱简较多，文奥义深，经湖北中医学院主编诠释作为教材。在老师课堂讲解，自己课后复习中发现是书虽有优点，但不无瑕疵。上海中医学院金匮教研室主任金寿山先生在杂志上发表了评论，我认为言犹未尽，受同学启发，产生了学写书评的念头。于是，利用夜自修通览全书，参考旁证，写了《我对金匮要略讲义一书之浅见》一文。
初稿写成后，请何任院长修改润色，得到了何任院长的赞许，发表在年5月《浙江中医杂志》七卷五号，首开我院学生时代撰文见刊的记录。处女作的橙光，对学习《金匮》也要更有体会。同年9月，在《健康报》副刊“教学笔谈”中，发表了《学习金匮要略的几点心得体会》。
在此期间，学校还安排为时不多的课间见习，有缘曾医院副院长魏长春老师之侧。魏老在批阅我的实习记录中，每有好评。结束后，还赠我一本笔记本，亲笔题写了“精心医术下苦功，继承仲景旧家风”的美赞，至今30余年，我还保存完好。
再受“教育”
正当满怀热情，准备一展学术修养之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6月初，我和占喜元同医院毕业实习，被应召回校。原定8月6日分配，后来延期了一年零四个月，于年12月下旬才离开学校。
在“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管理制度被破坏。无论是同学之间，还是师生之间，只要观点分歧，就各立山头，唇枪舌剑，怒目圆睁。昔日辛勤哺育，传授知识的老师，霎时成为牛鬼蛇神，被示众揪斗。我不想卷入这自相残杀般的辩论与批斗，甘当中间派、逍遥派。闲来无事，翻阅收集有关资料，做些读书卡片，倒也收获不浅。
年下半年，总算有了分配消息。当然也由造反派主持，撕毁了学生科原定我等4人留校的分配方案（时隔十余年，何任院长谈及此事，尚有遗憾）。当时规定省外比例在40%以上。即使分配省内，也要根据买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精神，医院。而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唯成份论”又是当时分配的准则。头头们也都想争到好的岗位，每天在食堂开会争吵，最后在一片混乱中草定。好在我的成份是自由职业，不是“红五类”，也非“黑六类”，何况慈溪学籍学生到毕业只我一人，回原籍无人争议。后来，谁定了谁就走，连毕业典礼也没举行。六年同窗共读，七年朝夕相处，一走了之，各奔东西。“人生几何”？实乃憾事！
离校返回慈溪，被分配到观城区卫生院。当时，毛主席正发表“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最新指示。那年分配来本区卫生系统的大中专毕业生，有我和王定良等7人，均被放到五洞闸公社岐山一站，分别住在7户贫下中农干部家中，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接受教育。我的“三同户”是颇有名气的，当时的宁波地委委员韩凤鸣家中，一家5口，连我6人，每餐饭前都得认真地做“三忠于”活动。我们书生气较重而体力不足，只能跟妇女同班劳动。“三同”生活结束前夕，还特地为我们安排同吃“忆苦饭”的活动。
结束了历时一月的“三同”生活，医院，“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仍与在校时相似，两派对峙，斗争激烈。我暗暗告诫自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虚心向老医师们学习，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尽快适应工作，打开局面。
“文革”期间，赤脚医生作为新生事物而应运而生，各种新疗法脱颖而出，一枚针、一把草作为当时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这与我的专业关系密切。因此，我广泛收集各种新医疗法和中草药资料，在区内各镇、乡赤脚医生培训班讲课，普遍获得学员好评。可是，也正由于此，祸此萧墙。年县工农五七学校创办红医班，定要我离职任教，后来却被学校个别领导当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批挨斗，既悲又喜，也不无教训。
来源：自慈溪文史第十二辑《慈溪学术界名人》
整理：慈溪乡贤研究会宣传组
—鸣鹤古镇位于宁波慈溪市观海卫镇南部，鸣鹤是一个千年古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慈溪市目前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慈溪市乡贤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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